在对布莱尔内阁的政策进行深入观察后，就可以发现，虽然这一时期的英国积极融入欧洲防务一体化进程，幷希望能够在其中扮演一个核心角色，但是却幷没有摆脱北约的范畴，更没有将英国的安全防务与欧洲绑在一起。这就充分说明了英国的对欧政策变化幷不是真正的向着欧洲靠拢，而是布莱尔对于英国国际角色调整的一种策略和手段。这一手段的目的是提高英国在欧洲的地位和影响力，而这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为了在英美关系中获得更多的砝码和杠杆，以提升英国在英美关系中的话语权。⑤因此，布莱尔向欧洲靠拢的策略，幷非代表英国大西洋主义的减退，反而是大西洋主义始终主导英国顶层战略设计的体现。它证明了英国战后历届政府所选择国际战略的内核，那便是以一切砝码平衡英美“特殊关系”，维持英美同盟这一“生命线”。其后的布朗和卡梅伦内阁等，总体上也幷未跳出这一思想的巢窠。
“9·11”事件和美国全球反恐战争的打响，使英国作为“枢纽国家”的角色更加稳固。布什政府绕过联合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发起军事行动，欧盟对此存在保留态度。英国政府积极代替美国斡旋欧盟、沟通俄罗斯，调和各方矛盾诉求。也正是由于英国方面的外交努力，欧盟在反恐事务上的态度出现转变，美国得以建立和维系一个广泛的反恐同盟。这正是英国充分运用现实主义外交、利用自身的独特软实力杠杆，再次成功维持英美“特殊关系”稳定存续，幷在新的“生态位”继续保留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例证。
三、当代英国脱欧决策与“全球英国”转型
从前文论述中，大致可以总结出英国的战略思维特点，其奉行高度的现实主义外交理念，能够因时因势及时、准确识变应变，善于撬动国际格局和外部环境向符合其战略利益方向发展。这种特点也折射在其近年来的一系列战略决策和外交政策之中。2020年1月31日，英国正式脱欧。随后，2021年3月，英国政府发布《竞争时代的“全球英国”：外交、安全、发展和防务综合评估报告》，开始拥抱“全球英国”战略。这一转型很好地反映了英国一脉相承的对国际战略与外交的理解，是英国在临近又一个关键历史时期下为确保自身战略利益而作出的决断。
近年来，国际格局逐渐发生了复杂深刻的演变。大国关系逐渐呈现多种复杂矛盾斗争交织的复杂形态，竞争与摩擦在国际关系中的比重也开始上浮，零和博弈、地缘政治冲突和国际战略竞争日趋激烈。为确保自身的重要战略利益，大国博弈再次成为英国必须关注的重点。但一方面，在欧盟组织中，英国在受到诸多规则限制同时，又缺乏足够的领导力，难以调动起对本国外交议程的切实支持，英国对全球利益的关注也难以收获欧盟的一致理解；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和矛盾的转变，英国与法德意等欧洲国家之间就经贸、产业、科技等领域的分歧逐渐加剧，欧盟内部矛盾日渐凸显，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更对这一趋势推波助澜。⑥这无疑坚定了英国继续推动脱欧、重新向拥有全球利益关切的国家转型的决策。
英国当前奉行所谓“全球英国”战略实际上主要针对的就是今后将成为大国关系焦点的“印太”地区。在英国政府于2021年3月发布的《竞争时代的“全球化英国”：安全、国防、发展和外交政策综合评估》报告中明确指出：“印太”是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区之一，是英国海外经济利益不可忽视的重点地区；而出于“印太”在促进英国贸易和实现“全球英国”战略中的重要性考量，维护印太地区航行自由对维护英国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⑦这一报告充分表明，“全球英国”战略下，英国为维护自身国际地位和利益关切，最主要的着力点正是加大在“印太”的存在和扩大介入“印太”事务。英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投入有两大支柱，其一便是英国自殖民时代开始在“印太”的政治遗产，其二便是英美“特殊关系”框架下英国对美国同盟体系的高度契合。这两大支柱决定了英国在“印太”的政策总体上呈现着搭乘美国主导霸权秩序的“便车”来提升自身全球地位的特点，其针对“印太”所作的表述和行动同美国高度一致，这也使得当前的英国成了美国“印太战略”有力的补充和辅助因素。
2021年9月英美澳三国联合建立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正是英国在“印太”两大支柱合流的表现之一。对于英国而言，“AUKUS”为其在新形势下提高在美国盟友体系内的地位提供了宝贵的契机，也为英国在“印太”拓展政治、安全、经济影响力提供了可供参考范式。英国采取上述决策，是其希望通过坚决向美看齐的表态巩固其在美国同盟体系中的超然地位，确保其在英美“特殊关系”框架下既得利益的稳定存续乃至进一步拓展。
由此，在战略上，英国紧跟美国“印太战略”，加速卷入“印太”。其积极配合美国强化“五眼联盟”，在2022年6月加入由美国牵头发起的“蓝色太平洋伙伴关系”，又在2023年7月成功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CPTPP）。此外，英国更积极在“印太”地区强化美国域内外盟国间的串联。2023年1月，苏纳克与岸田文雄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允许两国在对方国家部署武装力量。同年11月，苏纳克与尹锡悦举行双边会谈，双方签署“唐宁街协议”，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幷宣称将在台海、南海、朝鲜半岛等地区采取共同一致立场。2024年4月，英国政府宣布将自2025年起与美日在“印太”开展定期联合军事演习，幷将派出航母打击群访问日本。
四、英国近年战略转型对中英关系的影响
在战略部署上紧跟美国卷入“印太”的同时，对“印太战略”所针对的中国，英国的态度却不乏摇摆暧昧。近年上台执政的苏纳克政府，既表现出继续奉行价值观外交、对华“放狠话”的强硬一面，同时也展现出相对务实幷谋求缓和对华关系的一面，呈现明显的“两面性”。
苏纳克在当选首相之前曾宣称中国是英国经济与安全的“长期头号威胁”。上任伊始，苏纳克就在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话中炒作“中国挑战”。此后不久，苏纳克更公开强调要采取“强硬实用主义”政策“对抗中国”。其不仅宣布中英两国“黄金时代”已经结束，还宣称中国对英国的价值观和利益都构成了系统性的挑战。但是，2022年11月第17次G20峰会期间，苏纳克却又表示，英国重视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鉴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英国必须与中国对话，妥善处理分歧，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此后，苏纳克政府这一摇摆态度更是长期延续，例如其2023年3月发布的更新版《安全、防务与发展外交政策综合评估报告》将中国定位为“划时代挑战”。但2023年4月，英国时任外交大臣克莱弗利却又在外交政策讲话中称，与中国进行“零和博弈”不明智，强调对华接触的重要性。5月，苏纳克在七国集团峰会后接受采访时声称，中国是当今全球安全与繁荣的最大挑战。但他同时也表示，西方不应用“脱钩”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有必要在一系列问题上与中国接触。2023年12月5日，英国新任外交大臣卡梅伦在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通话时也表示，当今世界任何一国都无法独自应对全球性挑战，英中接触、合作符合双方利益。英方致力于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保持交往。英方赞赏中方支持多边主义，期待中方在国际地区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
需要认识到，英国政府近期以来在对华关系中持续展现的“两面性”，究其本质，依然是为稳定英美同盟关系服务的。在实际行动上，英国对美的战略依附是逐渐加重的，英国在“印太”对美战略的迎合始终积极。苏纳克政府同样认为英国正处于一个“国家间激烈竞争的时代”，仍强调“价值观”对于英国繁荣和安全的意义，仍将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视为提升英国影响力的关键要素，仍将印太地区的战略地位上升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变化，仍将加强与英联邦国家的关系作为政策重点之一。⑧在这一大前提下，英国对华的政策内核依然是“接触”和“遏制”，锚定的外交政策路线依然是进一步收紧西方阵营间的价值观捆绑、跟随美国对华展开的大国竞争。而其刻意在部分涉华议题上展现出同美国立场的微妙差异、寻求稳定可持续的中英关系的举动，本质上是希望争取一个具有独特不可替代性的、能够代表盎格鲁—撒克逊小圈子对华斡旋交涉的角色，这一角色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冷战时期扮演美苏对话桥梁的英国。英国采取这一姿态的根本目的是希望能够在中英关系中获得超越其实际国力的议价权和政策空间，幷以此为“资产”平衡英美同盟关系，维持其在西方阵营的国际地位。在这样的战略考量下，推动中英关系的缓和与稳定对英国政府而言是手段而非目的。
在拥抱“全球英国”战略后，“印太”已经成为英国实现其国家利益和战略抱负不可或缺的重要地区。今后，英国将保持对美国“印太战略”的从属和联动、藉助殖民遗产推动构建更多层级的“印太”伙伴关系、通过区域合作机制渠道不断强化在“印太”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存在，以提升英国的全球影响力。
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当前英国的战略利益仍然是依附于美国的霸权体系实现的，大西洋主义始终主导着英国的顶层战略设计，英美同盟是英国国家战略命脉所系。英国为提高自身议价权在涉华议题中的一些暧昧表态无法成为推动中英关系显着改善的突破口。在可预见的未来，英国的战略自主都将十分有限，中英关系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仍将取决于中美关系的走向。受制于近年来中美关系紧张冲突面的持续加剧，英国在“印太”的存在将更多地呈现为挑战而非机遇。
注释：
①Edward J. Sheehy. The U.S. Navy,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Cold War.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92. p25-70.
②David C. Hawkins. Britain and Malaysia -- Another View: Was the Decision to Withdraw Entirely Voluntary or Was Britain Pushed a Little?. Asian Survey, Vol. 9, No. 7 (1969): 546-562.
③Borsani Davide, A "Special" Crisis? The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Invasion of Grenada. Nuova Rivista Storica. Vo.102, No. 3(2018). pp 1039-1061.
④狄会深.重点依托欧洲 强化“特殊关系”──析英国对外战略的调整[J]，当代世界，2001(04):22-23。
⑤Simon Bulmer. New Labour, New European Policy? Blair, Brown and Utilitarian Supranationalism. Parliamentary Affairs, Volume 61, No. 4(2008): 597-620.
⑥孙婉璐，英国脱欧的历史惯性、现实困境与影响[D]，中共中央党校，2022，第16-42页。
⑦Global Britain in a Competitive Age, the Integrated Review of Security, Defence,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Policy, GOV.UK. March 2021.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media/60644e4bd3bf7f0c91eababd/Global_Britain_in_a_Competitive_Age-_the_Integrated_Review_of_Security__Defence__Development_and_Foreign_Policy.pdf
⑧李靖堃，“全球英国”外交战略：愿景、实践与制约因素[J]，当代世界，2023(08):38-45。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4年7月号，总第319期，P99-10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