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中央应牢牢把握意识形态主导权，坚守“一国”底线。以国情教育为支撑，定期举办法治教育活动，培育香港青年国家认同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以“中国元素”为基点，切实贯彻国旗法、国徽法和国歌法，培植香港青年爱国情怀和身份归属感；以交互游学为契机，搭建两地教育交流合作长效机制，加大教育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塑造香港青年集体理性认知。另一方面，特区政府需积极配合中央，发挥“两制”优势。以语言为桥，回应国家宪法第19条第5款规定，大力推广、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创造良好语言环境；以教材为纲，统一“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等基础教材，健全教材评审制度，严格监督教育教学内容；以师资为本，贯彻以“爱国爱港”为聘用条件的师资素养考核要求，加强师风师德等伦理操守建设。因此，国民教育既在道德文化层面发挥对国家认同的积极推动者和倡导者作用，又在政治认同层面扮演适度引导者和协调者角色。
3. 融合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府际合作
香港本土意识历经“文化认同-经济社会认同-政治认同”的逻辑演变序列。粤港澳大湾区府际合作在“一国”框架内将“两制”地方行政区域有机结合，形成“区域性发展共同体”，提供“两制”向“一国”整合回溯的制度性通道，成为香港与内地强有力的情感纽带。过去偏重强调“两制差异”，即香港凭藉其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亚洲四小龙之一的经济地位，在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领域具有不可替代性，促使港人对内地萌生自我优越感和“港人优先”等区隔思维。加之港人曾引以为傲的经济利益伴随上海等城市的同质化竞争和世界经济下行压力未能有效转化为民众利益，导致“一国红利”未能对冲“两制差异”，甚至进一步凸显制度矛盾。作为融合发展的国家战略框架，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在制度、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的重要连接点作用，打破两制僵化阻隔思维，激发融合并进“一国红利”，促动中西全球化体系良性互动，势在必行。
鉴于此，对内应发挥“一国红利”，降低“两制差异”造成的制度运行成本，对外应利用“两制差异”，为各类行为体提供多种制度接口。具体而言，对内在空间、权力和话语层面进行“尺度调试”。如发挥“横琴方案”与“前海方案”区域新空间的引擎作用，与香港“北部都会区”相向而行，重构区域地理空间，深化互动性融合普惠；克服法系差异技术壁垒，解决“管治割据”和“法律专业垄断”问题，构建有机统一的宪制秩序整体；以经济交流和文化力量形塑区域共赢话语，以顶层设计和官方发言强化国家话语，推动地方话语区域化和区域话语国家化。对外促动香港与英美国家、澳门与欧陆国家、广东与内陆地区的互惠衔接，促动“一国两制”接轨全球化维度和命运共同体架构，探索“升级版一国两制”创新实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