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话语分离：香港舆论场的特殊性
“一国两制”遵循“因俗自治”的国家主权宪制前提和“地方行政区域”的逻辑起点，享有“高度自治权”。同时，香港、澳门围绕“一国两制”的舆论场在地方制度空间、经济发展结构、社会文化背景和政治制度进程等方面也存在显着差异。具体来说，在地方制度层面，港、澳曾分别是英、葡殖民地。葡萄牙占领澳门的渐进过程经历入据、“租居”、侵占和扩张四个阶段，横跨300年之久〔15〕，占领澳门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扩大海关权、征收苛捐杂税和从事鸦片贸易来收敛钱财，这与港英时期改组法制系统、重整教育制度、划分阶层等级等意识形态经营模式迥异。在经济结构层面，香港始终是中国乃至全球金融中心，世界经济自由度排名第二〔16〕，以金融服务、旅游、贸易及物流和专业及工商业支援服务等产业为主要经济动力，英资集团和外资企业占比偏高。相比之下，澳门作为博彩旅游、葡语国家交流平台中心主要依靠大陆游客消费，大部分产业实际控制权掌握在爱国力量手中。在文化背景层面，“港独”势力依附于英国文化殖民的教育体系和抵抗内地的“夹缝谋利论”〔17〕国族镜像，澳门的爱国社团“则积极举办社会文化活动，不断发展”。
4. 外部施压：美西方国家干预主义渐行
当前，美西方持续对华“极限施压”“脱钩断链”，全球化面临被撕裂为“半球化”的严峻风险〔18〕和“相互依存武器化”的“后全球治理”局面。当前，中美在香港“一国两制”问题上的法理、制度和话语权斗争集中体现在香港民主议题上，美西方已形成全联盟的“挺港”圈子。一方面，美国从干预主义的霸权逻辑出发，通过国会、行政部门和驻港澳总领事等关键个人在经济、金融、司法等领域长期介入香港事务，公开诋毁“一国两制”。例如，2019年6月，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公开声称，发生在香港的示威游行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2023年12月，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草案，意图取消对香港驻美经贸办的特权和豁免地位，甚至关闭办事处，大打“法案牌”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19〕。2024年5月，美国驻港总领事梅儒瑞（Gregory May）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线上研讨会上声称“中国威权主义严重侵蚀香港民主和高度自治”〔20〕。另一方面，西方媒体与香港黄媒、自媒体相互配合，藉助“污名化”等“西方式诠释”手段持续引导错误舆论，加固后殖民认知偏见结构。2014年9月到12月，香港发生非法“占中”事件期间，美国智库学者通过媒体撰文或接受采访谈论“占中”事件200余次〔21〕，以批评中国政府和施压美国政府发挥民主领袖作用为主。归根结底，美国干涉香港问题的本质是假借西方自由主义价值体系实现牵制中国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目的。
五、香港“同心圆意识”话语的自主建构路径
新时代香港同胞的身份认同，应该符合“一国两制”话语体系的发展与演变，旗帜鲜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充分结合回归以来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联结中外的独特优势，建构起一个将香港认同、大湾区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世界公民”全球性认同有机结合起来的“同心圆意识”。“同心圆意识”强调全国各族人民、全体中华儿女团结、.共识和共同奋斗，.旨在通过增进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共同意识和凝聚力，.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高度统一。
“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和香港“同心圆意识”的话语自主权构建离不开内生性和外源性动力。一方面，香港话语自主权内生于国家认同，国家认同重构归因于文化教育的去殖民化和非排他性，其底层逻辑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认知基础；另一方面，香港话语自主权外源于特区经济和特区民生的“一国红利”及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政策供给”，更需要切实发挥中央引领作用，反制美西涉港话语攻势的同时助力香港故事的“自我书写”。
1. 文化寻根：夯实中华文化认知基础
作为国家治理和文化大计，“一国两制”政治实践根植于“大一统”的华夏古典文明和超越民族国家理论窠臼的现代性文化气度。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香港的命运从来同祖国紧密相连。〔22〕”虽然在历时性层面，英国殖民百余年的“西强中弱”文化落差致使港人陷入文化失衡的结构性困境。加之香港回归后，港人始终游离于英国“殖民权力矩阵”和深受冷战思维迫害的“恐中恐共”情绪之中，更加剧其“离散意识”和对内地的“心理距离”。但两地同胞在文化基因层面仍蕴含共同的中华文化认知基础。其一，香港与广东，书同文、话同音、人同种，岭南文化依旧是香港的文化底色。从唐朝安南都护府置屯门军镇，到明朝香港贩运莞香，再到清朝翰林南渡，时至今日，从广东流传至香港街头的魏碑招牌仍随处可见，专做广式早茶的陆羽茶室依旧生机勃勃，电影、粤曲、小说等文艺作品无不流露出岭南文化与香港大众文化的水乳交融。其二，“香港新儒家”的传承与发展，彰显“一国”之根本的情感归属。无论在表层观念还是深层逻辑上，两地国学者均坚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终目标，遵循“民本、道主、贤治、和合”的中华文化国家治理和地方区域治理之路。
因此，重建香港历史中缺失的国家意识根基应以岭南文化和儒家文化为纽带，建议以中央和内地文化主管部门和香港特区主管部门为支点，搭建以图书出版、电影编制、音乐戏剧等领域为代表的两地文化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持续打造“国粹香江校园行”“全港戏院日”等文化惠民服务项目；积极开展香港斫琴技艺、香港中式长衫和裙褂制作技艺等非遗项目申报和保护工作；利用传统节日举办中秋“香江明月夜”、端午龙舟赛等大型文娱活动。一方面，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筑牢“一国两制”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求同存异中塑造两岸文化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发挥香港多元文化属性特质和“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文化地标，以香港为桥头堡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认同重构：完善非排他性教育体系
提升国家认同感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其中，国民教育一体化是超越“两制”社会制度差异，消解香港同胞身份焦虑，巩固“一国”国家认同的主要途径。回归以来，国民教育在香港屡遭意识形态风险和泛政治化操弄，根源在于“恋殖情节”“香港价值”和“一国认同”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具体表现在语言教育政策上“重英轻中”，缺少普通话语言环境；如在《捍卫香港价值宣言》〔23〕中刻意忽略爱国主义，在价值观层面将香港从中国抽离；在教材和教学内容方面良莠不齐，“港独”势力和美西方干预主义趁虚而入。伴随香港产业空心化、房价高居不下等以利益认同为中心的重商主义文化没落，亟待发挥中央和特区政府合力作用，完善包容认同和非排他性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塑造国民同质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国家主权。
一方面，中央应牢牢把握意识形态主导权，坚守“一国”底线。以国情教育为支撑，定期举办法治教育活动，培育香港青年国家认同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以“中国元素”为基点，切实贯彻国旗法、国徽法和国歌法，培植香港青年爱国情怀和身份归属感；以交互游学为契机，搭建两地教育交流合作长效机制，加大教育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塑造香港青年集体理性认知。另一方面，特区政府需积极配合中央，发挥“两制”优势。以语言为桥，回应国家宪法第19条第5款规定，大力推广、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创造良好语言环境；以教材为纲，统一“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等基础教材，健全教材评审制度，严格监督教育教学内容；以师资为本，贯彻以“爱国爱港”为聘用条件的师资素养考核要求，加强师风师德等伦理操守建设。因此，国民教育既在道德文化层面发挥对国家认同的积极推动者和倡导者作用，又在政治认同层面扮演适度引导者和协调者角色。
3. 融合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府际合作
香港本土意识历经“文化认同-经济社会认同-政治认同”的逻辑演变序列。粤港澳大湾区府际合作在“一国”框架内将“两制”地方行政区域有机结合，形成“区域性发展共同体”，提供“两制”向“一国”整合回溯的制度性通道，成为香港与内地强有力的情感纽带。过去偏重强调“两制差异”，即香港凭藉其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亚洲四小龙之一的经济地位，在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领域具有不可替代性，促使港人对内地萌生自我优越感和“港人优先”等区隔思维。加之港人曾引以为傲的经济利益伴随上海等城市的同质化竞争和世界经济下行压力未能有效转化为民众利益，导致“一国红利”未能对冲“两制差异”，甚至进一步凸显制度矛盾。作为融合发展的国家战略框架，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在制度、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的重要连接点作用，打破两制僵化阻隔思维，激发融合幷进“一国红利”，促动中西全球化体系良性互动，势在必行。
鉴于此，对内应发挥“一国红利”，降低“两制差异”造成的制度运行成本，对外应利用“两制差异”，为各类行为体提供多种制度接口。具体而言，对内在空间、权力和话语层面进行“尺度调试”。如发挥“横琴方案”与“前海方案”区域新空间的引擎作用，与香港“北部都会区”相向而行，重构区域地理空间，深化互动性融合普惠；克服法系差异技术壁垒，解决“管治割据”和“法律专业垄断”问题，构建有机统一的宪制秩序整体；以经济交流和文化力量形塑区域共赢话语，以顶层设计和官方发言强化国家话语，推动地方话语区域化和区域话语国家化。对外促动香港与英美国家、澳门与欧陆国家、广东与内陆地区的互惠衔接，促动“一国两制”接轨全球化维度和命运共同体架构，探索“升级版一国两制”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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