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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题：立陶宛对华政策的变化与涉台挑衅 作者：王先伟（泸州），政治学博士、西南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四川省台湾研究中心研究员；彭兴智（海口），通讯作者、政治学博士、海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海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海南大学分中心研究员
【摘要】中国和立陶宛建交30多年以来，现阶段立陶宛对华政策发生了明显变化。基于地缘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相关理论，构建外部结构与内部认知这两个维度组成的新型分析框架，经研究发现现阶段立陶宛对华政策的变化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成。在外部结构的维度，中美战略竞争与拜登政府上台、俄罗斯地缘战略调整、欧盟改变对华认知与战略这三个层面因素影响了立陶宛对华政策转变。在内部认知的维度，立陶宛国内的政治认知变化、价值认知变化、安全认知变化这三个层面因素也影响了其对华政策转变。从短期看，当前立陶宛对华政策或许能获得美国与欧盟的口头支持。但从长期看，当前立陶宛对华政策过于短视，不但损害中立两国关系，而且对立陶宛本国的长远发展也毫无益处。立陶宛应认清国际政治的发展大势，纠正目前错误的对华政策。
一、问题的提出
在国际形势变化、国际结构转型与百年大变局的背景下，国际关系领域出现一些新变化。随着大国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处于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小国也调整外交政策。较为明显的是，近年来，立陶宛的对华政策发生明显的变化，现阶段其对华政策不断对中国发起政治挑衅，已在国际政治中违反一个中国原则，违背国际关系准则。2019年至2023年，立陶宛先是直指中国威胁其国家安全，并多次在香港、新疆、台湾等事务上挑衅，然后又宣布退出中国—中东欧的“17+1”合作机制，再后来竟同意台湾当局在维尔纽斯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成为与中国建交国中首个允许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的国家。①此举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导致中国政府召回驻立陶宛大使，将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这使立陶宛成为目前与中国建交的一百多个国家中唯一一个外交关系为代办级的国家。即使如此，近期立陶宛仍派遣官员窜访台湾，对此中方决定对立陶宛相关官员采取制裁措施，并暂停在相关领域的交流合作。对于这些政治现象，特别是关于立陶宛对华政策的变化，无论是在实务层面，还是在学术层面，都应该引起重大关注。
若要深入研究当前立陶宛对华政策的变化，就需要回归到地缘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分析范式中。首先，在地缘政治方面，立陶宛在地理上位于欧洲东北部，是波罗的海三国之一，是北约、欧盟的成员国。从政治地理学的角度分析，立陶宛是俄罗斯通往欧洲的战略要道，也是欧盟和北约东扩的前沿阵地，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长期以来是俄罗斯与北约的博弈之地。同时，虽然立陶宛在地缘上距离中国较远，但是立陶宛在中国宣导的“一带一路”、中国——中东欧合作以及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中也发挥一定作用，被纳入中国的全球外交体系中，这也成为立陶宛对华政策极具研究价值的原因之一。其次，在国际关系方面，当今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正在转型，一方面是大国之间的竞争态势加剧，另一方面是国际体系向多元化变革。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小国外交提供了舞台。就立陶宛而言，基于特殊的地缘位置，立陶宛在欧亚地缘格局、中美竞争、俄乌冲突之中的地缘价值进一步凸显，围绕时局变化，立陶宛对外政策呈现变动性的特征。因此，需要从学理上深入分析以立陶宛为代表的小国，在当今国际政治中的对外政策走向、特征与动因。鉴于现阶段立陶宛对华政策的变化以及立陶宛特有的地缘政治区位，本文基于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与建构主义理论的交叉分析，创新性地构建外部结构、内部认知这两个维度组成的新型分析框架，分析来自外部（国际）的结构刺激与内部（国内）的认知变化如何共同导致立陶宛对华政策发生的变化。
二、立陶宛对华政策的变迁：平稳—激进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Realism）与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为解释立陶宛对华政策的新调整与转变提供了学术视角。现实主义强调国际权力与国家安全，建构主义重视国家间的观念与价值认同。②立陶宛对华政策从属于大国权力博弈、意识形态二元对抗的观念认知角力中。同时，国际关系中的小国追随理论也在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基础上，强调小国在国际体系中受到大国的影响，在国家安全、价值认同等方面是大国的追随者。③在外交实践中，立陶宛的对外政策往往追随美国与欧盟。
在以上理论视角以及历史脉络之下，中国和立陶宛自1991年建交后相处30多年至今，立陶宛对华政策呈现变动化的特征，总体上可以前后分成两个阶段：平稳阶段（1991-2018）与激进阶段（2019-2023）。整体而言，立陶宛对华政策的发展演变集中体现为从平稳务实阶段变迁到激进反华阶段，立陶宛在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与国际环境之下，会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阶段性地调整对外政策，呈现变动调整、追随大国的特点。
（一）平稳：立陶宛对华政策的平稳发展（1991-2018）
在1991年至2018年这一时期，立陶宛对华政策呈现平稳务实的特征。作为波罗的海三国之一，立陶宛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始于苏联解体、立陶宛独立后的1991年。1991年，立陶宛与中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立陶宛共和国建交联合公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立陶宛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诺不与台湾当局进行官方往来。
在这一段时期，中立两国的双边关系呈现稳定发展的态势，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双方经济文化交流密切。两国的双边贸易额自1992年的千万美元逐渐增长至16亿美元，涉及经贸领域、投资领域、文教领域、税务领域、司法领域等多个领域。④其次，双方共同参与中国—中东欧合作以及“一带一路”建设。例如，2015年中国招商局集团与立陶宛克莱佩达港口管理局、考纳斯自贸区签订多项合作协议；2017年立陶宛交通与通讯部部长罗卡斯·马休利斯来华出席首届“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中立签署共建“一带一路”政府间谅解备忘录。再者，双方高层交流不断。2018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会见立陶宛总统格里包斯凯特，双方皆表示愿从战略高度和长久角度发展两国关系。
如上所述，1991年至2018年这一时期立陶宛对华政策平稳务实，重视与中国的合作互动，究其原因，与立陶宛所处的外部结构及其内部认知有关，即与当时特定的时空环境、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以及立陶宛内部认知相关。在外部结构与内部认知的分析框架之下，首先，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与21世纪初，立陶宛独立后急需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与支持，特别是需要获得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的承认与支持。在此认知之下，立陶宛对华政策较为友好。其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立陶宛在发展过程中不但需要与欧洲国家展开经贸交流，更需要与中国这个重要的新兴经济体展开交流合作。再者，2008年以后，伴随全球经济危机、欧洲民粹主义、英国脱欧、难民问题等国际政治经济的负面冲击，立陶宛展开“对冲战略”的外交政策，即采取双向而多元的外交策略，在国际政治中探求一种中间立场以防止在大国关系中被迫选边站而遭受损失。⑤因而，立陶宛在融入欧盟和北约后，也同时积极发展对华关系，重视提升与中国的双边关系。
（二）激进：立陶宛对华政策的激进转变（2019-2024）
2019年以来，立陶宛对华政策发生激进转变，骤然成为“反华先锋”。首先，2019年2月，立陶宛国家安全局在年度报告中把中国称为“国家安全威胁”。⑥随后在2019年7月，新上任的立陶宛总统吉塔纳斯·瑙塞达以“国家安全”为由，宣称中国企业的投资“会威胁国家安全”，因而不支持中国投资参与克莱佩达港口的现代化建设。⑦其次，在2020年1月，立陶宛国家安全局再次在年度报告中污蔑“中国的技术和投资增加了其他国家的脆弱性，给他国关键基础设施带来无法控制的风险”。⑧随后，立陶宛政府还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由此引发中国政府的抗议。
再者，2021年立陶宛的反华政策达到高潮。在2021年2月，立陶宛议会通过关于退出中国—中东欧国家“17+1”合作机制的决议。2021年5月，立陶宛议会通过关于新疆、香港议题上的决议，还举办“新疆问题听证会”，并对香港事务妄加评论。2021年7月，立陶宛外交部宣布允许台湾当局以“台湾（Taiwanese）”为名义在立陶宛首都设立“代表处”。⑨这形同于与台湾当局进行官方往来，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以及两国建交公报，因而导致中国政府在2021年8月宣布召回驻立陶宛大使。2021年11月18日，“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正式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成立，此举严重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故而中国决定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中国政府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是自1981年中国与荷兰的外交关系因台湾问题降为代办级之后，中国第二次在建交国中将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⑩即便如此，立陶宛政府仍未认知到错误，2022年8月立陶宛交通与通讯部副部长瓦伊丘凯维丘特窜访台湾，紧接着2023年1月立陶宛国会国安及国防委员会主席卡斯特罗那斯和国会“友台小组”副主席莎卡琳恩率领国安及国防事务跨党派代表团窜访台湾，而今年也就是2024年1月21日，立陶宛国会友台小组主席马玛窦率团访台，这是台湾大选后首个欧洲国家访台致贺“台独”，其中包括3位副议长、11位议员，这是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严重挑衅，也是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公然践踏。
如上所述，在2019年至2024年这一段时期，立陶宛对华政策发生激进转变，导致中立两国关系陷入冰点。究其原因，仍与立陶宛所处的外部结构及其内部认知有关。在外部结构与内部认知的分析框架之下，立陶宛对华政策激进转变的动因，一方面与当前的国际政治形势、国际关系格局与国际体系变革有关，另一方面与立陶宛国内认知有关。下文将详述外部结构与内部认知这两个维度因素如何共同作用于立陶宛对华政策的变化。
三、外部结构：立陶宛对华政策变化的结构因素
从外部结构的维度分析，2019年至2024年这一段时期的国际关系形势与国际体系格局发生变化，国际政治的外部结构刺激了立陶宛对华政策发生激进转变，体现了强调权力与安全的现实主义理论逻辑。具体分析，立陶宛对华政策激进转变的外部结构因素可以划分为美、俄、欧三个方面：一是美国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外部结构刺激；二是俄罗斯地缘战略调整的外部结构刺激；三是欧盟改变对华认知与战略的外部结构刺激。
（一）美国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外部结构刺激
立陶宛对华政策发生激进转变，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拜登政府上台后，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对华政策的特征是“极限施压”，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对华采取遏制策略，要与中国进行“高强度的战略竞争”以及“最严峻的战略竞争”。⑪在此情势下，立陶宛对华政策也追随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实施亲美反中的外交路线，充当美国遏制中国的工具与棋子。
首先，拜登政府上台后，进一步强化美国的盟友体系，深化与盟友合作的外交策略，拉拢欧洲国家组建“反华联盟”。立陶宛受到美国影响，在外交政策层面完全倒向美国，成为欧洲国家中的反华先锋，以此向美国示好。诸如，2022年4月，立陶宛国防部副部长马吉里斯·阿布克维修斯赴美访问之时在华盛顿宣称“立陶宛已准备好在印太安全事务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将加入全球民主阵营对抗中俄”。其次，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外交策略框架下，美国进一步对其他国家实施一定程度的压力，尤其是迫使立陶宛这样的小国“选边站队”。在此情况下，对美国依赖较深的立陶宛政府选择偏向美国，配合拜登政府推行对华遏制政策。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立陶宛同意台湾当局在其首都维尔纽斯设立“台湾代表处”，干涉中国内政，这与美国近期频频打“台湾牌”遏制中国的策略相衔接，其目的是配合美国的外交策略。
（二）俄罗斯地缘战略调整的外部结构刺激
俄罗斯地缘战略调整这一外部结构刺激了立陶宛对华政策变化。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的地缘战略曾一度希望融入西方，但结果是不仅不被美国、欧洲接受，反而被越逼越远，北约呈现持续东扩之势。立陶宛等波罗的海三国通过加入北约获得更大的军事实力，以及近期乌克兰谋求加入北约，使俄罗斯更加注重国家安全。在近期西方国家相对衰落、保护主义与民粹主义抬头、百年大变局的背景下，俄罗斯调整地缘战略，强化其安全政策，追求大国利益，试图扭转在欧洲地缘战略博弈中的局势，保持对欧洲国家的战略威慑力和影响力。2022年4月，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宣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是为了结束北约肆无忌惮的扩张，以及结束美国及西方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毫不掩饰走向全面统治的势头”。这表明，俄罗斯的地缘战略已经开始调整。对于俄罗斯的地缘战略调整以及乌克兰局势的变化，与俄罗斯素有历史恩怨的立陶宛倍感压力，担心受到俄罗斯的地缘战略压力。因此，立陶宛更加需要美国提供的庇护，为此立陶宛对外政策进一步亲美，其中的对华政策则愈行愈远、急转直下。
首先，2014年乌克兰危机、克里米亚公投以及2021年俄罗斯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以来，已经引起立陶宛的震动和不安。立陶宛作为在地缘上紧挨俄罗斯的小国，再次感受到地缘政治的恐惧，担心俄罗斯的地缘战略调整威胁立陶宛的生存与发展。对此，立陶宛企图通过调整对华政策，在国际政治中配合美国，以此换取美国在中东欧的军事保护。其次，在俄罗斯被立陶宛视为重要的地缘政治威胁之时，近年来中国与俄罗斯在战略上高度互信，两国关系发展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拉近，引发立陶宛的担忧与不信任感，导致立陶宛对华政策间接受到影响，立陶宛将对俄的担忧恐惧转化为对中国的不友好。再者，在俄罗斯地缘战略调整的背景下，美国逐步推动“重返中东欧”战略，利用立陶宛等小国对俄的“恐惧感”，与北约成员国在波罗的海开展多次军事演习，以此给立陶宛提供安慰，并在背后推波助澜，鼓动立陶宛对俄、对华采取强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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