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柯文哲所说的“不为难法官”，就可圈可点了。那就是暗示，他的案子是政治案件，后面有政治力在介入。他在提起上诉后，法院再开上诉庭，法官在证据不足下，仍然按照“上面”的意思判其败诉，实在是“为难”。这样，他的“政治受难者”的形象就建立起来了，并凸显了民进党当局对他的案件，是“政治司法化”，明明是政治对立的原因，而运用司法工具将他搞垮。
当然，柯文哲拒绝上诉，也有着司法技术方面的考虑，就是要向检察官施加压力，甚至是“踢窦”：即管放马过来，必须在羁押禁见的二十天期限内，找到可以起诉他的证据，进行公诉，否则就按照刑诉法的规定，将他释放。届时，他就可以像“英雄”般，在支持者的鲜花簇拥下，昂首大步走出土城看守所。
这个压力对于检察官来说，确实是很大的。因为按照刑诉法规定，对被侦查对象实施羁押禁见的期限是最长两个月，最多再延长一次两个月，亦即是检察官必须在四个月内起诉，不然就得把柯文哲放了。而“京华城案”的案情较为复杂，并难以查找到柯文哲的金流去向，这么大型的案件要在四个月内结案起诉，确实是并不容易。
柯文哲可能还有另一层司法技术考量。就是避免在法院开上诉庭时“讲多错多”，在不知道检调掌握多少证据的情况下，讲了不应当讲的话。而按照柯文哲“大嘴巴”的性格，很可能会犯这样的错误。而放弃抗告就不用出庭，不用担心会讲错话。
从理论上说，柯文哲的这套以“司法政治化”来对抗民进党当局的“政治司法化”的策略，是正确的。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柯文哲毕竟的专业背景只是一名与政治和司法都不沾边的外科医生，即使是在从政之后，也多是向政治场域发展，而缺少法律及司法方面的修养。否则，就不会在处理“政治献金”的过程中，那么轻率法律问题。
因此，柯文哲在运用这个策略时，只是想到起诉前的羁押期限，没有考虑到被起诉后的羁押期限。万一民进党当局不顾一切地实施“司法政治化”，强要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也要起诉他，那么，他就将会在土城看守所长期地羁押下去。
实际上，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各项规定，以及《刑事妥速审判法》，羁押情况区分为侦查中和审判中。在侦查中的案件，不论案件性质为何，羁押不得逾两个月，可以延长羁押两个月，但以延长一次为限，因而羁押最长期间就是四个月。这是柯文哲设想中的情况。
而在被起诉及审判中，羁押被告不得逾三月，延长羁押期间，每次不得逾两个月，如所犯最重本刑为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第一审、第二审以羁押三次羁押，第三审以羁押一次为限。因此在审判中，最重本刑为十年以下，最长羁押期间为二十三个月，将近两年。而按照“京华城案”的涉嫌“图利罪”及“受贿罪”，柯文哲可能是属于最重本刑为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一“量级”，因而在被起诉后（不计算侦查羁押），有可能会被羁押将近两年。但还有一条，就是每次经上级法院撤销发回重审，延长羁押期间的次数应更新计算。不过，根据《速审法》规定，最长一律为五年。若羁押期间已满，仍未判决确定者，视为撤销羁押，法院应将被告释放。
倘此，柯文哲那就真是要“把牢底坐穿”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