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件工作就是制定了《基本法》，也就是把构想和政策变成了法律，用法律的方式去保障“一国两制”的实施。应该讲，经过20多年的实践，也证明了《基本法》是反映了“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政策和原则，也符合澳门社会的实际，能够用法治的方式保障“一国两制”的实施。所以，第二件工作我觉得做的也是非常成功的。
第三件工作就是在《基本法》制定之后，如何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将原有的澳门的制度法律与《基本法》衔接，从而能够实现我们经常讲的平稳过渡、顺利交接。实际上就是一个直通车：你在事先做好衔接了，那么到了1999年12月20号，你就可以平稳过渡了。
在这个过程中，又抓住了当时澳门社会的三个重大问题，一个就是法律本地化。法律本地化，最重要的就是解决法律的清理、整理、完善问题，最后把它变成本地的法律，这样符合《基本法》的要求，能够经过审查，能够把它变成澳门特区的法律，这是一项工作。
法律本地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司法机关的本地化，就是法律人才，尤其是法官、检查官的本地化。这个工作确实比较艰难，因为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中期，当时没有本地的法官、检察官。这批法官、检察官的本地化，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后来的依法施政、正确解释《澳门基本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公务员的本地化，这深刻影响到了回归之后。为什么澳门的管治队伍能够落实爱国者治澳这个原则，就与公务员本地化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当年澳门的公务员特别是中高级的公务员，华人是少之又少，属于极个别的，高级的都是葡国派来的，中级的都是土生葡人。这种情况不适应回归。当时吴志良主席也做了很多工作，因为他身在行政系统，对情况比较瞭解，给我们提了很多建议。
第三个就是把中文变成法定化的语言，中文有正式效力。因为回归之后，澳门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行政区，使用中文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个过程要早点进入日程。
所以第一个阶段，从构想到方针、政策，到《基本法》，然后再到与《基本法》相衔接，这么几件工作做完以后，才有了1999年12月20号顺利的政权交接和特区政府的成立，真正实现了平稳过渡。这样一个过程，无论澳门居民，还是国际社会，都是充分肯定的。这也说明，“一国两制”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是完全行得通的。
第二个阶段就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之后，重要的任务就是证明为什么澳门同胞接受“一国两制”？这是因为“一国两制”有一个承诺，就是回归之后澳门的社会能够保持稳定，澳门的经济能够继续发展，也就是说大家的生活方式不变，生活水准应该比过去有更好的提升，这是澳门同胞接受“一国两制”的最主要原因。这也是邓小平先生讲的，我们的“一国两制”一定要照顾到港澳同胞的利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