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老年人和未成年人消费群体因认知能力有限，往往更容易受到影响。中国裁判文书网已公开的民事判决书显示，不少案件涉及老年人和未成年人。湖南某法院审理案件显示，原告主张小孩用购物软件浏览商品时“先用后付”下单了众多购物订单，其中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下单了两张玩具卡片，共计800多元，后来申请退货，但商家以卡片折损拒绝。北京某法院审理案件显示，原告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主张“平台诱导下单手机”。老人说，平台打广告，承诺0元试用，满意再付款，后因为手机卡槽弹不出申请退货退款，但商家拒绝，理由是手机已经使用了影响二次销售。
张天舒表示，“先用后付”包含的法律关系复杂多样，消费者可能同时要与电商平台成立“先用后付”的服务合同、与第三方金融机构订立开通信用评估服务的服务合同、与商家订立商品的买卖合同。消费者面临数个商业主体的多种交易规则，进而承担了更多的交易风险。实践中，消费者在与平台签署“先用后付”相关协议时，常常未多加关注与自身具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格式条款，包括但不限于退货规则、扣款规则、逾期付款责任、授权采集使用个人信息、同步开通第三方信用服务等，加之部分平台鲜以显着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并向消费者充分说明风险后果，消费者履约责任较重。
另外，“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先用后付’，后续很可能会因未按时还款产生逾期费用，甚至是（出现）信用风险等问题。”郭耀宗表示。
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四川某法院此前审理的一宗消费纠纷案件中，消费者通过“先用后付”方式购买了三件商品，实际收货时发现，一件货不对板，另外两件未送达，平台对未送达商品未予合理处理。因未实际收到货物，消费者也未按期支付货款，触发微信支付分系统扣减信用分20余分，导致其“先用后付”权益被平台强制终止，法院最终裁决赔偿原告通讯费用100元。“对于这种类似信用评级下降、权益取消等信用损失，消费者在事前往往是意识不到的。”张天舒说。
张天舒表示，超前消费、授信消费潜藏隐患。“先用后付”中，消费者“0元下单”无需预先占用资金，存在冲动消费的诱因，容易忽视超前消费带来的经济透支风险。此外，“先用后付”与消费者个人信用评估结果挂钩，但消费者往往轻视违约行为可能造成的信用负面评价，尤其是在小额、零散、日常购物的“先用后付”当中，待事后信用受损才追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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