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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6月，中美在伦敦举行国高层经贸磋商（美联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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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题：“台湾民意对中美竞争与台海战争的看法：基于2025年民调资料” 作者：杨喜慧（台湾），台湾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外交学系兼任教授
【摘要】面对中美战略对抗深化与两岸战争风险升高，台湾的战略定位成为区域安全研究关注的焦点。然而，台湾社会内部如何理解这场地缘政治角力？本研究以2025年4月调查资料为基础，研究发现：受访者选边美国比例仍高于中国大陆；若两岸开战，约四成受访者在广义上愿接受动员并抵抗，但对集体抵抗意志的自我认知存在模糊与矛盾；选择“做事应该符合道德标准”的受访者，显着倾向认为台美关系改善、两岸关系恶化，并较可能支持台湾靠拢美国；相对而言，认为“行事只要遵守法律就好”者，可能更倾向以制度与稳定为主轴评估两岸与区域关系，其选边行为则呈现更多理性与现实考量。这一现象可从建构主义理论加以解释——民众对国际政治与两岸关系的认知并非仅基于现实权力判断，而是根植于其内化的道德信念与身份认同。
一、研究动机与背景
随着中国大陆与美国在政治、军事、经贸、科技、金融等场域激烈竞争，海内外学界普遍认为中美关系已从偶发冲突与外交摩擦，转向长期性、结构性的战略对抗格局①。这种常态化的“冷对抗”不仅改变了双边互动逻辑，也令两岸情势维持高度紧绷，更使得包括台湾在内的区域相关方在对外政策、军事与经济策略上面对日益复杂的多重压力②。
这种压力既来自于大国或强权之间的拉锯，也来自于国际政治中小型行为体自身的认同选择与内部政治牵动——在安全困境下进行平衡、规避、或两面下注的行为日益频繁③。此外，中小型行为体在“联盟 vs 自主性”之间的战略选择，亦不再只是军事部署的考量，而逐渐融入了价值政治、民主同盟与制度认同等建构性因素④。
台湾在此格局中特别显眼：一方面是地缘战略与民主制度的代表，另一方面也承受中美双方对其立场的期待与施压。因此，研究台湾民意如何认知中美关系与台海情势，便成为理解其国际处境与两岸、对外政策行为的关键切入点⑤。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架构
1.建构主义基本理论
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是国际关系理论中一股对抗传统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批判取向。与强调物质权力或制度设计不同，建构主义主张：国际政治的核心，是国家行为者在互动中共同建构出来的规范、观念与身份⑥。这种观点强调“社会性现实”与“观念力量”，认为国际体系中的“敌人”、“盟友”、“威胁”等概念，都不是既定事实，而是透过语言、象征与历史脉络反覆建构而成⑦。
温特Wendt明确指出⑧：“无政府状态本身无必然逻辑，其意涵取决于行为者如何对待他者。”因此，国家对威胁的感知，并非仅取决于对方的军事能力，而是与彼此之间的历史关系、角色定位与价值一致性密切相关。
2.建构主义与民意、价值观研究的结合
近年来，建构主义不再仅局限于国家层级分析，而逐渐延伸至探讨民意、国族认同与价值观如何影响国际态度与外交政策支持。Finnemore与 Sikkink（1998）提出的“规范生命周期理论”⑨指出，国内社会中的“规范创造者”（如媒体、教育、社运）会透过政治语言与道德诉求，逐步改变大众对国际行为的预期，进而影响国家政策选择。
在台湾这样具有自主性的国际政治行为体，民众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与定位，其实具有更强烈的主体性建构特质。是否“靠美”或“亲中”，常常不只是基于安全利益的现实考量，而是与“我们是谁？我们如何在国际定位自己”这类身份想像与价值导向密切相关⑩。
在本研究中，我们将“行为规范偏好”作为核心变项，探讨受访者在“法律至上vs道德优先”的态度倾向中，是否会影响其对台美、两岸关系的评价，与其在南海与中美对抗中的选边立场。此一偏好，正反映建构主义所关注的：价值观如何预设对“谁是盟友、谁是威胁”的政治认知与行为模式⑪。
3.建构主义与台湾处境
在中美对抗的地缘格局中，选边站不再只是“实力依赖”或“经济利益”的技术问题，而是逐渐转化为一种政治与道德表态行为。台湾民意中倾向道德优先者，更可能认为“民主伙伴应彼此支持”，并评价台美关系为改善、两岸关系为恶化；这类态度展现了对“价值同盟”与“身份区隔”的清楚认知，是建构主义对国际行为的典型诠释⑫。
因此，建构主义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分析路径：个人价值观→身份建构→国际认知→外交态度形成。本研究将透过实证问卷资料，进一步检验这一机制如何在台湾民意中具体运作。
在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脉络中，“国家行为者的利益是其身份所定义的”⑬。然而，身份并非本质存在，而是透过社会互动与规范内化过程建构而成。对于台湾这类具主权争议、国际参与受限的地缘政治体，其国际认同的建构往往高度依赖内部社会对“我们是谁”的价值定位⑭。
当媒体、教育与社运将重大政治事件（如俄乌战争、香港修例风波、中美科技战）转译为价值叙事框架——例如“自由民主vs威权专制”、“人权vs强权”——这些事件便不再是纯粹的外部新闻，而是被内化为台湾社会的价值自我辩证战场。部分台湾民众透过接收这些符号讯息，逐步建立起“我们不只是台湾人，而是站在世界良善价值一方”的认同意象。
这种现象可视为一种“价值国族主义”（value-based nationalism），即国家认同不再仅来自于主权认知与历史记忆，而是来自与“普世价值”之连结⑮。台湾作为亚洲少数拥有稳定民主制度的社会，在国际社会被边缘化的背景下，更容易透过“价值同盟”的身份策略取得外部支持与内部凝聚。因此，部分台湾民众不仅以台湾人的身分观看国际局势，而且以“民主共同体成员”的身分对事件作出道德评价与政策期待。这一心理结构直接影响其对外交政策的支持方向，例如偏好挺乌克兰、声援香港、或支持台美合作与反对中国大陆威胁等立场。
这样的身份内化过程反映出建构主义对外交政策支持的深层解释力：国际政治事件透过价值框架进入国内场域，并在公民层次形成具道德强度的“行为期待”。这些期待不仅制约政府政策的表达形式，也可能主导政策选边与安全联盟的方向。
在问卷资料中，倾向“道德优先”的受访者，即更可能将国际政治视为一场“价值对抗”而非“权力博弈”，进而显着支持美国等西方阵营、对中国大陆持负面观感，这些都与此理论模型契合。
4.操作性定义
“自由”与“民主”本质上是并列价值概念，在哲学或政治理论上没有普遍公认的高低或先后顺序，因此在统计意义上属于名目变项（nominal variable）。但是，如果有明确理论架构或问卷设计语境支撑时，则可以在某些脉络中赋予其序列意义，进而合理转换为序列变项（ordinal variable）。
在建构主义视角下，这些解释变项其实反映的是受访者对“行为规范正当性”的偏好排序：（见表1）
［表1］
三、实证研究与民调变数操作化
雨晴民调于2025年4月23日至25日进行“台湾社会韧性”全台性调查，调查期间共计3天。本次调查采用市话调查与网络问卷双轨幷行，样本经随机抽样并依据“内政部”人口统计资料（性别、年龄、地区）进行比例分层与加权推估，使得样本能代表整体台湾成年人口分布。
本次有效样本共计1,068份，在95%信心水准下，抽样误差最大为±3.0个百分点。为确保资料品质，所有访问均经由专业调查人员执行，并透过后设加权（RIM）方式校正样本微幅偏差。
调查主题聚焦于“台湾社会韧性”之民众感受与态度，包括面对灾变、疫情、政经冲击等重大事件的心理承受力、社会支持网络、以及对政府治理能力的信任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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