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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授课群雕。孔子对《诗经》颇为推崇，曾说“不学诗，无以言”。当时的推崇，必然也影响外交。 |
中评社╱题：“中国文化统合：以《诗经》外交为例” 作者：阎德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台湾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俄罗斯研究中心/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摘要】作为华夏文明最可靠的文本载体，《诗经》展现出天下体系的原型，验证了西周春秋时期“国际关系”“外交”和“国际公法”的实然存在，并通过礼乐制度和官学教育的推广普及，助力“语同音”“书同文”“行同伦”的文化共同体创生发展，开创出独具特色的诗礼外交，将“天下体系”逐渐打造成文化共同体，形成文化上的统合力，为日后政治上的大一统创造了诸多重要制度性条件，同时藉由诗礼赋咏外交，使政治性很强的外事活动提升为外交艺术，充分展现出华夏文明的创造性软实力，或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有益思路。
关于西周春秋时期有无“外交”“国际关系”和“国际公法”一直存在争论，本文不从传统的经学、史学或文学研究切入，而是尝试着从政治学的视角对《诗经》 进行理解，本着论从史出的原则，分析作为史料的《诗经》，是怎样为我们勾勒出当时政治行为体所处的国际图景、交互形态及其外交轮廓，同时去发掘《诗经》自身如何内化为天下系统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发挥其独特的华夏文化统合功能。
一、西周春秋时期的外交和国际关系格局：天下体系与四夷方国
按照西方定义，16-17世纪欧洲主权国家初步形成后，独立的国家间关系才被称为“国际关系”。①实际上，世界上不同地域在不同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国家体系或准国家体系，像古印度、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等。对于延续了五千年文明的中国来说，《诗经》作为真实史料的载体，反映出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最初的交互范围是“天下”，最初的政治行为体主要是“方国”。
1.天下体系：天下方国格局
《诗经》作品大致产生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相当于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在这一时期，以周公和召公为首的周朝领导人，发明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小雅·北山》）、“明明上天，照临下土”（《小雅·小明》）的天下概念，创建了与之匹配的文明共同体——天下体系，把天下视为完整的政治单位，通过分封建立，形成以周王室（宗主国）为天下中心，加上若干诸侯国以及四夷方国等构成的共同体结构，首次完成人类历史上“以一治众”“以小治大”的全球治理体系。②自此，“至大无外”的“天下观”成为中国人的世界观和第一个承载着普遍兼容性的全球价值观。
“天下”指的是西周春秋时期政治行为体的活动范围。地理学上有“日月所照，人迹所至的普天之下”的广义天下与“四方之内的‘中国’”③的狭义天下之分。“天下体系”是一个多元一体的世界地理概念，周和华夏族方国（诸侯国）居于世界地理中心，其他四夷方国居于世界地理周边，共同形成一个向心结构的多主体图景。天下体系也是一个文化政治概念，指的是终结乱世状态达到世界政治一体化的政治制度，如同管子提出的“创制天下”“时匡天下”（《管子·霸言》）之意。
其实，远在夏朝时中国就已形成“内华夏、外夷狄”的天下方国格局。周朝延续了商朝的内外服制度，④作为周朝政治联盟秩序的核心，为联盟内部各政治实体明确了地理上的方位、距离上的远近和血缘上的亲疏，规定了相应的义务，通过制度的边界将外部集团纳入其中，并试图用此制度进行规训。
2.政治行为体：宗主国、诸侯国与四夷方国
周朝天下体系更为基础的政治单位在内部是“宗主国”和“诸侯国”，在周边则是“方国”“四夷”及其诸多属国。
自周文王开始，重视运用分封制在王畿内扩展土地和势力。武王克商后，采用“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政策，分封同姓宗亲和功臣谋士建立诸侯国，到成康之世时大量封国。⑤《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记载周初分封七十一国，其中以周王姬姓为主体，封四十国（《荀子·儒效》又说封姬姓五十三国），兄弟之国有十五国。由此形成周王室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由四周拱卫的一体化宗法分封政治结构，既有中央集权的体制设计构想，也实现了治理上的分权，初步实现“天下王土”的构想。⑥
对于诸侯国，《诗经》以“国”代称或直呼国名，譬如“惠此京师，以绥四国”（《大雅·皇矣》）、“南国是式”（《大雅·崧高》）等，分别指代夏商和其他诸侯国；《大雅·绵》中“虞芮质厥成”具体讲到虞国和芮国。《诗经》中的“国风”部分收诗160篇，其中包括：周南、召南、邶、墉、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是十五个封国的民歌，又称“十五国风”。需要说明的是，周王室东迁后权势大衰，无法支配诸侯国，各诸侯国却主权特征鲜明，不仅成为春秋时期国际关系的成员单位，更是国际关系的主体。
“方国”，指的是当时的邦国联盟，像《大雅·大明》记载的“厥德不回，以受方国”。苏秉琦先生提出中国国家起源发展的“古国—方国—帝国”模型，认为方国是更加成熟发达的国家，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是在方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国。⑦袁建平进一步将其细分为“邦国—方国—王国—帝国”四阶段，提出商取代夏之前是方国，灭夏后成为王国；周灭商之前是方国，灭商后就是王国；包括“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等都是实力强大的方国。只不过，夏商周是方国联盟构成的王国，直到秦代发展为帝国文明。⑧在王柯看来，《尚书·周书·牧誓》篇为周武王出兵讨伐商纣王时的宣誓文，武王的部队是由“牧誓八国”组成“多民族联军”⑨，其实就是八个方国。大的方国往往是诸多小方国的联盟。此外，像“使不挟四方”（《大雅·大明》）、“四方来贺”（《大雅·下武》）、“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大雅·民劳》）等文本的“四方”、“方”都是方国的概指。
《诗经》中描述的四夷方国有：周太王时期的“混夷”（《大雅·绵》）、“串夷”（《大雅·皇矣》），周厉王时期的“蛮方”（《大雅·抑》）等。此外，像《国风》中的《墉风·定之方中》《墉风·载驰》《郑风·清人》等诗反映的是卫文公时期与北方戎狄的关系。当然，《诗经》不可能系统记载当时所有的四夷方国，像鬼方（康王时期）、虎方（昭王时期）、扬越（穆王时期）、条戎、奔戎、申戎（宣王时期）等就没有记载。实际上，从《商颂·玄鸟》描述中可以看出，方国数量在商朝达到高峰，之后随着国家间的战争征伐，如《大雅·皇矣》记载的“以伐崇墉”（周文王征伐商朝友邦崇国）、《大雅·大明》记载的“燮伐大商”（周武王联合诸侯国伐殷商）和西周分封制的发展，华夏文明内部方国数量骤减，跨越外服的周边四夷方国也在不断整合之中。
综上所述，从政治行为体的关系结构来看，作为宗主国、代表周王室权力核心的“有周”“时夏”（《颂·时迈》）或“中国”（《大雅·民劳》），与拱卫王室的诸侯国以及周边四夷方国，通过内外服、分封制等制度优势〔“明昭有周，式序在位”（《颂·时迈》）〕和政治文化辐射力〔“我求懿德，肆于时夏”（《颂·时迈》）〕，形成中心国、次中心国、跨境国、周边外围国等不同层级，并全部统合于“天下体系”内，形成一个向心结构的多中心政治共同体。各政治行为体身处“天下体系”，在人文地理与文化心理上具有一定的政治统合度，但由于地理远近、血缘亲疏、文明程度等因素又使其具有高度的政治自主性。
二、西周春秋时期的外交和国际关系形态：国际公法与礼乐制度
国际公法基于自然法或国际道德。西周春秋时期，凡在国际交往中符合礼、信、敬、义等原则，即是合乎国际公法⑩。根据《诗经》描述的天下体系，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宗主国周王室、诸侯国和四夷方国等政治行为体，彼此按照普遍承认、互相遵守的“周礼”进行交往。以“周礼”为核心的国际公法被华夏诸国及其四夷方国普遍接受，构成国际关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据陈戍国先生统计，《诗经》言礼之诗有105篇之多⑪，涉及五礼活动的多与国际关系和外交活动相关。我们以周礼为主线，对《诗经》反映的外交和国际关系主要形态进行阐述。
1.吉礼
《诗经》中表现吉礼的诗有《召南》的《采蘩》《采苹》、《小雅》的《天保》《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大雅》的《文王》《早麓》等。譬如《楚茨》一诗，通过“我仓既盈，我庾维亿”的收获规模，“祝祭于祊”的祭前庙门求神，“钟鼓既戒”“鼓钟送尸”“乐具入奏”的祭礼用乐，以及“诸宰君妇”的亲自参与，生动描写了周王室与华夏内部“诸父兄弟”等诸侯国共同出席岁时祭盛典的情景，通过祭祀共同祖先，强化血缘、亲缘和地缘的家国同构意识，进一步加强华夏文明共同体的组织关系结构，也为天下体系提供着政治文化软实力的支撑。
2.凶礼
作为凶礼，有丧礼、荒礼、吊礼、禬礼、恤礼之分，其功能是“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丧礼哀死亡，以荒礼哀凶札，以吊礼哀祸灾，以禬礼哀围败，以恤礼哀寇乱”（《周礼·春官宗伯·大宗伯》），这些礼仪均属国家间的正式外交活动。在《诗经》中的《邶风·泉水》《墉风·定之方中》《小雅·鸿雁》等篇章均有记载。譬如，《定之方中》描述与禬礼相关的案例。狄国伐卫，卫懿公被杀后，诸侯盟主齐桓公率众诸侯国在楚丘筑城，使得卫文公迁都楚丘后，最终复兴卫国。
3.宾礼
无论从形式或内容上来看，宾礼都与外交和国际关系直接相关。西周实行大规模分封制后，为加强对诸侯国的治理，采取的重要措施就是要求诸侯定期来朝周王室的朝觐制度和诸侯国之间往来的朝聘制度，配合规定的仪式，形成外交活动的宾礼，发挥“以宾礼亲邦国”（《周礼·春官宗伯·大宗伯》）的功能。
《大宗伯》记载宾礼有八种形式：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时聘曰问，殷眺曰视。不过，据沈文倬先生研究，西周实际施行的宾礼只有朝、觐两礼，且以先朝礼后觐礼为顺序，并不是春朝秋觐。⑫《诗经》中的《邶风·简兮》《墉风·干旄》《唐风·无衣》《曹风·下泉》等诗，记録了宾礼的存在，成为考察西周春秋时期外交的重要史料。譬如《韩奕》的首章“韩侯受命，王亲命之”和次章“韩侯入觐，以其介圭，入觐于王”，清晰记载了韩侯继承王位觐见周王、受命册封等觐礼外交。
到了春秋时期，周王室逐渐失去对诸侯国的控制能力，以周礼为核心的国际公法衰变崩塌，出现诸侯争霸的国际格局，诸侯国很少甚至不再朝觐周王室，而强大国家却要求弱小国家朝觐。像鲁国就多次朝见齐、晋等强国。同时，伴随诸侯强国的争霸，诸侯国之间的朝聘会盟等外交活动急剧增加，《左传》记载鲁国与其他诸侯国之间的朝聘外交达170多次，其他诸侯国之间的朝聘外交也近百次。⑬此外，作为临时的外交策略活动，周王室同诸侯国之间、诸侯国之间、诸侯国与四夷方国之间、四夷方国之间有着形式灵活的会同礼。如《大雅·常武》和《小雅·车攻》的描述。
4.军礼
如果说宾礼体现国家间平时的怀柔安抚政策，军礼则反映非常时期特殊状态的国家间关系。一方面，周王室通过军礼来“同邦国”，威慑诸侯国以维护整个统治体系；另一方面，当外交手段不能维护国家安全或解决国家间争端时，只能通过战争解决，即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武力斗争是周人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手段。
《诗经》中的战争诗占很大比例⑭，军礼与战争息息相关。譬如，《大雅·棫朴》的“薪之槱之”反映的是出征前燔柴祭天的军礼，《大雅·常武》反映的是出征前册命将领之礼，《小雅·采芑》反映的是检阅军队之礼等。此外，还有描述“从孙子仲，平陈与宋”（《邶风·击鼓》）等方国间的战争，“玁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小雅·六月》）等对异族的战争，以及周王室震慑诸方的战争等等。
随着诸侯列国争霸愈演愈烈，外交与军事手段并用，甚至外交服务于军事，并以战争迫使对方就范，于是结盟一度成为外交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形态，特别是以晋国为首的北方盟会和以楚国为首的南方盟会开启了两百余年的争霸战，直到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中国历史完全进入战国时期。《小雅·巧言》对国家间结盟行为的评述是，“君子屡盟，乱是用长”，诸侯列国结盟越频繁，战争祸乱也就越多，直至秦朝完成大一统才一度中止了联盟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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