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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一鸣（中评社 林艶摄） |
中评社记者：您也提到特区政府手握收地权力，只因牵涉各方巨大利益，各种关系盘根错节，因此觅地阻力大。您认为，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否有可能得到有效破解？
郭一鸣：什么叫“破解”？我觉得应该有一个量化指标，比如让香港的人均住房面积达到多少，或者公屋轮候资格、时间等等。事实上，香港房屋政策也有其正面因素，有大约一半的人口住在公共房屋，享受政府的福利，很多大城市都做不到。现在问题是私家楼太贵基层市民买不起，而申请租住公屋的人太多，一般需要排队轮候接近六年。解决住房问题另一个关键是要解决年轻人上楼难的问题。比如辛辛苦苦供一个孩子上了大学，工作以后薪金增长追不上楼价上涨，一些薪金较低要去申请公屋，父母和孩子心理都很难接受。现实是不少年轻人大学毕业后结婚，两夫妇月入四五万元，既不符合轮候公共房屋的资格，又买不起私楼，安居梦难圆，就算千辛万苦“上车”也只能买“纳米楼”。
要“破解”这个长期存在的重大难题，首先要有土地，然后要用好土地资源，才能逐步缓和房屋问题造成的社会矛盾。政府确实有收地权力，根据《土地回收条例》，若符合相关前提条件就可以收回土地。但回归以来特区政府罕有动用这条被称作“杀手锏”的条例，说得直接一点就是不敢用，担心用太多会引发社会震撼。其实有法例而不用，等于自废武功。这种情况最近有所改变，特区政府宣布引用该条例收回了元朗、粉岭三幅土地，一共1.23公顷。另外，特区政府也应该考虑借助社会力量，共同解决社会问题，比如前几年有发展商表示拿出土地兴建青年宿舍，对此特区政府应该予以鼓励和支持。
中评社记者：过去反对派的“争普选”口号之所以在香港内部民意产生一定认同，部分程度上与其尝试建构起普选政治制衡所谓“地产霸权”的政治论述有关。在“爱国者治港”原则正式确立、香港选举制度得到完善以后，如何透过制度面、治理面的改革措施，来解决所谓“地产霸权”问题？
郭一鸣：“地产霸权”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也有政治炒作的成分。但香港先天条件是人多地少，回归以来，伴随经济快速发展，最大的得益者的确是地产商。他们投资发展的楼房和店铺价格不断上涨，租金的回报率也在上升，特别是最近十多年几乎每年都在升值，而其他行业不仅没有这么好运，还要承受高地价贵租金的经营压力，这是不争的事实。
如何改变这个问题？关键是让广大市民看到政府的决心，看到愿景和希望，首先是要拿出可行的办法。除了地少人多，香港的房屋购买力不单是来自本地。作为资金的自由港，大量现金涌入香港，回归之后很多内地的有钱人来香港购买房产。如果全世界各地的有钱人都来香港投资房地产，香港住房问题更加棘手。因此，特区政府要给出一个解决香港房屋问题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设定好目标，制定好计划。大地产商是香港经济繁荣的最大得益者，特区政府应制订措施，鼓励相关企业积极回馈社会，促进社会稳定，以利持续发展。另一方面，鼓励年轻人积极向上，学习上一辈迎难而上精神，同时提供适切支持，令年轻人的安居梦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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