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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月30日，梁美芬到访北大屿山香港传染病防治中心，促政府检视短中长期抗疫政策（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
中评社记者：抗疫是一项系统性的社会工程，您认为爱国爱港力量在香港社会组织动员方面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梁美芬：爱国爱港力量一直在民间自发地参与到抗疫工作中，目前已经发动了数十个同乡会，还有很多的民间团体组织，这次的动员还是非常有效的。好多爱国爱港力量都很令人感动，他们冒着感染风险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不少人在做义工过程中甚至被感染。但是我认为，政府还是应该率先带动，因为政府掌握的资料都比个别民间团体要多，但政府现在这部分直到第5波爆发还未完全启动起来， 目前主要是民政事务局等个别局在做。在组织动员方面，特区政府各个局都应该一起出来做，我知道不少公务员也想参与抗疫前线工作，但政府未能全面统筹起来。香港危难的时候，应该是最团结的时候，这也是香港人的传统优点所在。政府主动统筹各界义工及各局公务员一起参与对提高士气很重要。
长者在疫情中牺牲率高有三点值得反思
中评社记者：第五波疫情至今已有8000多人不幸染疫病逝，其中大部分都是长者，甚至引发香港社会舆论关于人道主义危机的讨论。您对此有何看法？您认为，导致香港疫情死亡率如此之高的原因何在？是否有需要检讨反思之处？
梁美芬：长者在这波疫情中的牺牲率最高，导致这样的结果有多方面原因：一是制度问题，政府在养老院和长者院舍完全没有预案，没有防守，令最弱势、对香港有重大贡献的长者成为第一批牺牲者；有关长者院舍缺乏抗疫措施一直被忽略。在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就开放探访导致病毒被带入，所以这种高死亡率主要发生在院舍长者上；二是疫苗接种率低，很多老人都很后悔没有及时打疫苗，这和当时传媒唱衰打疫苗也有关系；三是香港人口密集，却毫无预案准备。实际上，院舍长者可以搬迁到其他地方暂住比如不少教会及志愿团体等都曾向我表示愿意借出营地给予政府抗疫使用，但特区政府并没有进行组织领导。我认为，政府必须要从软硬两方面强调长者对社会的重要性，一方面是要对长者的防护做好预案，避免在最需要医疗的时候陷入被动混乱局面；另一方面是要从教育方面引导社会，比如我们准备要拍一两个片子讲老人的贡献，事实上很多院舍的长者也都是人家的祖父母，不能因为是长者去世就觉得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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