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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飞龙认为，过去那种政治极化、政治对立的传统二元光谱划分法已经失效，新的划分法要基于爱国者共同身份来重新精细化地形成不同“政策化派别”。（中评社 林艶摄） |
中评社记者：您如何评估23条立法过程可能存在的风险？台湾大选是否为其中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田飞龙：在23条立法过程中，自然会牵一发而动全身。香港社会和国际社会也会通过23条立法，进一步评估香港自由、民主秩序的演变到底是继续收紧还是随着国家安全环境改善而有所放宽，这对香港的营商环境、国际地位和国际认可度、香港“一国两制”的运行以及台湾对“一国两制”演变的理解接受等方面都有影响。因此，中央也一直非常谨慎地处理这个议题，既认为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执行机制，23条立法刻不容缓；同时又慎之又慎，要确保这样一个立法对香港国安法律体系以及香港的法治和国际地位起到正向的保护促进作用，而不是削弱，也不是一种重新激发对抗的机制因素。
我认为，立法过程中必须要注意进行充分的政策咨询和民意的沟通，所选择的罪名以及规制的方式，也就是法律草案本身紧紧围绕国家安全目的而展开，要特别重视在其中体现对法治原则和人权原则的吸纳和保护，注意比例原则的合理考量和控制，确保23条立法能够有机融入香港的法治体系中。经过政策宣导、民意沟通、充分解释，以及在法律起草技术上的专业化，我相信这样一项工作能够最终得到香港社会、国际社会充分的理解。有了23条立法之后，香港只会更加安全、更加有秩序，更加能够保护和促进守法公民和团体在香港平台上的就业、创业和发展，也能更好地保护香港作为中国现代化、国际化关键性杠杆的作用得到继续发挥。
香港“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建设有自身的进程、需求和章法，但国家也会通盘考虑中美关系大局需要、台湾大选影响以及香港社会综合利益，作出相应的协调、指导和决定。台湾大选因素当然会有影响，会被适当纳入考量，但不会是决定性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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