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田飞龙表示，随着其所处的世界体系本身发生变化，制度环境发生波动，香港如何在中美关系大转型的时代，在世界体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增强自己的自治能力、自我保护能力以及发展能力，这个挑战比以前更大。其中，美国还是最主要的因素。美国对香港的制裁不升级，其他盟友就不会首先制裁或者不会主动跟进。一旦美国进行制裁，香港的反击能力是比较有限、比较弱的，还必须要靠国家的制度性保护，以及在中美最高层谈判中提出保护香港的有关诉求。国家也应当尽到主权者的保护责任，才能使香港的制度杠杆作用继续良好发挥。
田飞龙认为，当然，到时如果中美真的摊牌了，就不是一个香港的问题，而是整个世界秩序发生革命的问题。我们都不希望那样极端的时刻尽早到来，但是从世界历史长期演变来看，它迟早会到来。对于香港而言，既依赖西方体系，同时又在“一国两制”中归属于中国体系，它作为连接的桥梁和枢纽，它的使命或是红利，以及它未来发挥杠杆作用的机制，这些问题始终是作为香港宏观风险研究和判断的一个关键课题。这个过程是动态的，现在不可能有任何人、任何机构为香港的未来打包票，因为它一定是随着中国和西方大的结构性波动而波动的，香港应当找到自己的利益所在，然后选择站在正确的一方，即与国家共进退。
中评社记者继续追问，美国和香港之间在经贸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所谓“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在当前中美博弈斗争激烈的环境下，香港有没有可能成为中美关系缓冲带的窗口？
田飞龙认为，香港其实一直在充当中美之间的缓冲带。港美双边贸易中美国每年有300多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美国在港常住居民人数有超过3万，同时美国大量的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通过香港投资中国内地，通过香港平台与中国内地形成非常庞大的商业利益网络。这就是为什么尽管美国通过了《香港自治法案》，但对香港的制裁还是比较节制的，没有往极端化方向发展。这就说明美国在香港以及通过香港在中国持有的利益起到了作用。美国号称民主国家，其内部有多元制衡的机制，那些美国在香港的利益以及通过香港在中国内地的利益都有自己的代理人，包括有自己的议员以及美国民主政治中的各种代表，因此它确实是一个缓冲剂，是一个保护性的机制。
田飞龙指出，我们也要意识到，美国近些年表现出来的明显的新冷战倾向，它的霸权理性正逐步超越经济理性。经贸关系作为中美关系压舱石的说法已经逐步失效，所以不能排除美国霸权衰落过程中，它会产生不惜一战的非理性冲动，导致可能不计代价或不顾在香港实际利益地实施对中国的围堵、脱钩。当然这一天还没有到来，是否会到来现在很难具体评估，不过这种风险始终是存在的，越往后这种风险可能越被放大。因此，这对我们做“一国两制”研究、战略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如何在原有制度和延续的红利期中推动香港继续承担传统角色，另一方面又要为面临这种斗争波动下的新香港重新量身定做一个地位和身份。对此，中央要考虑此问题，香港也要思考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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