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大陆在两会结束后举办了《反分裂国家法》实施15周年座谈会，栗战书委员长表示，“我们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他同时也表示，“但凡有一线和平解决的可能，我们都将付出百倍努力。”您怎么看大陆方面的这一宣示？
凌友诗：国家对台湾、香港这两个历史遗留问题一直是希望和平处理的，这与中国希望和平崛起，订下以和平改变世界格局建立人类命共同体的一贯方针有关。这是一个伟大的愿景。不过，在仍然以强权侵夺来统治世界的格局下，要和平崛起是非常艰难的，在列强环伺，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处境中，我们要和平处理内外问题，更为艰难。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国家在强力出手与隐忍让步中游移，最终多是坚持在和平中求进。这并不代表国家没有作战的实力，不代表没有底线，只是在不影响大局的情况下愿意以最大的诚意再等一等。如果真的触碰底线了，该出手还是会出手的。正如这次香港的事情，回归二十三年立不了国安法，且已危害到国家安全了，人民决不同意，那么中央就会迅速绝决地不再给予时间和等待。怎样看待我国两岸的和平与非和平，我想要从中国和平崛起的伟大愿景与习主席的“底线思维”两个方面来理解。
中评社：今年疫情爆发之后，中国和美国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效果也截然不同，您从学者的角度怎么看不同国家、不同政治体制在疫情应对方面的不同结果？
凌友诗：这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本质差异。中国政治自古讲“民本”，现代西方讲“民意”。《尚书》有云：“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就是说人民所听到的、所看到的，也就是上天所听到的、看到的。中国人很早就发展出尊重人民生命、利益和意愿的政治文明。统治者施政，不必去求天、看天，只要看看民心所向就行了。中国政治体制的优越性，除了它充分展现于这次对抗疫情的组织、纪律和效率，它的最大特点就是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我曾听过习近平主席说：“全党同志无论职位高低，都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这次国务院总理工作报告提到抗疫的基本精神时也说：“我们也付出巨大代价，一季度经济出现负增长，生产生活秩序受到冲击，但生命至上，这是必须承受也值得付出的代价。”西方有哪个政治人物说过这样的话呢？当我看到民主国家之首美国，政客们这次处理疫情的怠慢、混乱、冷漠、抵赖，看到人民每天大批死亡，甚至听说有临危病人插上呼吸机前最放心不下的是医药费谁负，我真不禁感叹这种只看选举程序的民主是假民主。这些政客们也注重“民意”，可是这种“民意”只是选举前或民调前的一组数字，只是关系于政客能否当选的“人气”，这些民意可以短期制造出来，与真正的人民生命、利益和意愿并无必然关连。
过去很多人看不到自己国家政治制度的理性成分，对西方的民主自由有向往。经过这次生死攸关的疫情，人人都是参与者，对两种制度的优劣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可以真诚地说：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中国的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中国的人民是最可敬的人民！经过比较与考验，上述说法是一点都不为过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