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伴随中日关系趋稳向好和重回正轨，中国民众的对日感情逐步回升。民调显示，已有四成多中国民众对日本持有好感。通过这次疫情中的守望相助和积极报道，中国民众的对日好感有了进一步提升。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日本国民的对华感情，很难通过这次疫情得到改善。因此，我们不应怀有不切实际的奢望。的确，在中国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有许多日本国民伸出援助之手，或者说显示出相当的同情。甚至，还有像鸠山由纪夫、福田康夫、村山富市等政要，公开对中国表示声援和支持。对此，中国各种媒体也进行了积极报道，甚至可以说，他们的声音被放大或夸大了。必须指出，他们未必能够代表日本政界的主流声音。毋宁说，日本政界的主流，在中国疫情严重时，一时保持了沉默。实际上，不限于日本政界，日本社会上对华友好的声音，也被一时放大或夸大了。我们绝不能因此把日本的少数当成多数，把非主流看成主流。必须正视沉默的大多数。否则，很可能误判日本的政治生态和社会舆情。这样，对中国不利，也对中日关系不利。
还必须指出，过去十年来，我们一般只注意到，随着中日经济此消彼长，中日GDP实现了大逆转，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几乎与此同时发生的，还有中日国民感情的大逆转。对此，我们重视得不够，或者说予以忽视了。各种民调显示，过去三十年来，日本民众的对华好感从七成多降到了不足两成，反过来说，对华没有好感的日本民众则从不足两成上升到八成以上。环顾全球，日本对中国的观感最为负面。这不能不令人表示忧虑。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日本国民对华感情恶化到如此地步，绝非一朝一夕和一时一事所致。换言之，是影响中日关系的各种因素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其中，既有历史问题、领土问题、台湾问题等旧有因素，也有国力消长带来的结构性因素。因此，要想改善日本对华政策的社会民意基础，任重道远。
在这次疫情当中，还有一点值得关注，那就是日本所开展的公共外交活动。可以说，日本的对华援助之所以引起中国民众的积极反应，除了中国上下积极宣传报道的因素外，日本政府藉机积极开展公共外交的作用也不能被忽视。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在安倍晋三当政期间，日本倍加重视开展公共外交，甚至将“宣传外交”提高到了战略的高度。日本的“宣传外交”或“外宣战”主要是针对中国进行的。过去，日本自认为是，只会做不会说，有损国家利益；而现如今是，既要做也要说，甚至少做也要多说。仅就这次疫情而言，日本对中国的援助，不仅远少于中国对日本的援助，也比不上其他一些大国的对华援助，但实际上给人留下的印象似乎日本是最多的，并且还改善了中国对日国民感情。
俗言道，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换言之，关系亲不亲关键在民心。透过这次疫情，我们进一步看到了中日彼此国民感情的落差，也进一步认识到了国民感情之于中日关系的重要性。面向未来，要想延续来之不易的中日关系的良好发展势头，并使之行稳致远，除了要继续筑牢中日关系的经济基础，还要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当然，透过这次疫情，我们也应从日本的公共外交中有所启示。我们的公共外交不能缺位。
王键：感谢黄教授，黄教授的发言非常精彩，提供了很多不同的观察角度。刚才在北京的吕小庆会长和人民大学的黄大慧院长作了发言，今天出席会议的还有复旦大学的胡老师和山东大学的牛老师，所以从地域上来讲，我们建议转移到上海，请胡令远老师给我们发表高论。有请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著名日本问题专家胡老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