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美国主导的“俱乐部式的全球化”趋势更加突出。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美国等西方国家加快推动构建多边制裁和“经济战”体系，打造经贸、技术等领域的“小圈子”。拜登政府上台后以更大力度推动供应链重塑战略，企图与盟友、伙伴等对华展开“协同脱钩”，构建一种以所谓民主国家为主体的经济体系。乌克兰危机进一步加剧这一态势。美国和欧洲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和金融制裁，对俄开打全面的“经济战”，意图将俄驱赶出世界经济体系。经济和金融制裁已经成为俄乌冲突至关重要的“虚拟战线”，全球供应链遭到人为割裂，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在这一过程中被“武器化”。在俄乌冲突和疫情延续的叠加影响之下，供应链安全问题受到各国的更大程度重视，价值观壁垒在全球经济关系中的作用更加凸显。应看到，俄乌冲突后美国构建的新型多边制裁体系，未来也可能将其矛头对准中国。
三是全球治理与大国合作的动力趋于弱化。联合国未能制止俄乌冲突的爆发，安理会成为美俄欧各方争的场域，联合国权威受到严重损害，冲突各方围绕《联合国宪章》、人道主义干预规则等问题的严重分歧进一步削弱联合国体系的政治基础，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受到严重挑战。美国等西方国家推动剥夺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二十国集团等机制中的成员资格，还试图限制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世界主要大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较量更加复杂激烈。美国等西方国家挑动意识形态对立，打造所谓“民主国家联合体”，并试图削弱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美俄欧等各方关系因乌克兰危机变得更加紧张，各大国之间的战略信任极大受损，国际多边合作面临重大挑战。这种态势将阻碍各方共同应对粮食安全、能源危机、核不扩散等全球性挑战。各方围绕人工智能武器化、太空安全、网络安全等问题构建国际规则的努力陷入困境，核不扩散机制的漏洞也在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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