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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座谈会”24日下午在港举行（中评社 沈而忱摄） |
第二，凌友诗指出，1840带来三千年未有变局，中国所面临的除了救亡，还有“现代化”这个要务。中山先生写了《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一百年下来，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山先生的理想，更远超越中山先生的擘划。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政权以后，扛起民族的大任，为人民服务，对国家进行有效的治理，让人民有序参政，戮力发展工业，推行国有节制资本，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进行有理有节的外交。这些，正是孙中山先生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所擘划的理想中国。习主席尚且认为现代化还没有完成，他的目标定在2035年，提出“五位一体”“四个全面”“四个自信”，并且要在本世纪中把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样一个精进的政党，是中山先生的真正继承者、发扬者。
第三，凌友诗提到，中山先生当时面临的还有中国道统的承袭问题。他的民族主义，实则是发扬“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统，也依随中华道统来联合全世界所有被压迫民族，推进天下之大同。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做到了。过去有的人认为毛泽东先生破坏中国文化，所以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民族的异类。实则，毛泽东先生对马列主义做了一个重要的选择和利用，就是侧重于马列的社会均平、义务体现的一面，提倡集体精神和为人民服务。其后数代领导人，一直贯穿着社会均平、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这条与中国传统政治理想相一致的主线，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政策一向是普惠万方而不强制的王道，今天习主席还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要践行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要实现我们3000年前祖先所追求的“大同之世”。中国共产党虽然不强调承袭道统，可是从内政和外交我们分明看到它具有深刻的中国道统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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