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想谈谈入境的情况，近日听到很多商界朋友表示入境要求过分严格，甚至影响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或商贸中心的地位，亦有些怨言。我必须强调，这种严格“外防输入”的政策有其需要，因为现时全球新冠疫情仍然肆虐，每天整体有近70、80万个案，有些地方以前管理得比较好，现在亦有爆发情况。尤其今次爆发有很多都属Delta个案，科学家亦有指出Delta的传播性更高，所以如果我们松懈了就会出现问题，尤其看到越来越多国家采取跟我们不同的政策，即所谓“与病毒共存”，很容易让这些地区和社区出现感染并输出个案，所以香港特区若不严防输入就会有很大风险。当输入了确诊个案，尽管我们用了最严格的“外防输入”措施阻止个案进入社区，可能在机场的“检测待行”或强制检疫期间识别到个案，但是大家可以想像医院管理局会有多大压力，有一段时间在医院管理局确诊个案中，住院人数已经剩下大约30个，但现在又再每天增加五个、六个、七个，令住院人数飙升至70、80个个案，幸好这些个案很多都接种了疫苗而情况稳定。你可以想像，如果是严重的个案，情况又会回复到早期阶段，即医管局的隔离设施不足够，甚至深切治疗部的床位也不足够的现象。我们的工作是必须控制输入个案，从而减低病毒在社区传播的风险和对医管局带来的压力。
我们采取了科学化的做法，以风险评估方式把不同地方划分为A、B及C组，审视每个地方的个案、病毒传播及采取的是宽松还是严谨的政策；我们亦暂时不批准非香港居民由高风险地方来港，但是我们不可能不让香港居民回港，所以要想办法让那些在最高风险地区的香港居民也可以回来。注射疫苗是一个途径，即要求这些来自A组国家或地区的香港居民完成接种才可以回来，于是这就引伸出接种纪录是否可获确认的问题。我们就A组的国家，除了已经属于SRA，即stringent regulatory authority，主要是欧盟国家、美国、内地和香港发出的针卡，以至澳门之外，我们会逐个国家去谈。A组的十几个国家，我们会逐个国家去商讨，听听它们是用哪种“针纸”或“针卡”，我们审视后就会发放资料，令前线机组人员——因为旅客登机前要出示“针卡”——以及入境后，我们的同事也懂得识别可接受的疫苗接种纪录。由于最大量的香港居民滞留在印尼和菲律宾，所以我们率先跟这两个国家的香港总领事去谈。很高兴在两个国家的总领事和所属政府的相关部门支持下，亦提交了这些资料，让我们可以承认在菲律宾和印尼的疫苗接种纪录。这个做法不可能只适用于外佣，所以早前有些误会，为什么在A组国家或地区的香港居民回港，还要区分外佣或非外佣，这是沟通上出现了问题。其实上星期我已亲自跟总领事们澄清，不过不知道部门为何这么久，到昨晚才澄清。这是政府跟政府之间的行为，特区政府跟这些A组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如菲律宾、印尼，或稍后与马来西亚、泰国，只要谈好承认有关“针纸”，所有香港居民都可以同样以这种途径：接种了疫苗、有了获承认的“针纸”就可以回来。当然回来后仍须有一系列的防疫措施，包括在指定检疫设施进行21日检疫。
现在又有一个问题，就是检疫设施的数量不足，因为在外等候回来的香港居民数目很多，特别是外藉佣工，据说有数千人要从菲律宾和印尼这两个国家回来，他们的雇主正等待他们回来照顾家人，无论是长者或小朋友，让妇女可以出外工作。某程度上，我们要让他们逐步有序地回来，不能够一日之内让每个订到机票的人全部都回来，这又是我刚才提到的问题：如果一日2 000人回来，数架飞机已可载2 000个外藉佣工或滞留在A组国家的居民回来，但如我刚才所说，大致上每次回来都起码有五、六个输入个案时，我们每日也会多了不少个案，所以我们必须要让他们逐步有序地回来。如何可以逐步有序呢？当然配额是一个方法，限制飞机抵港也是一个方法，但我们选择了用酒店的方法。如果能够在特定作这类外籍佣工检疫设施的酒店订到房间，就可以回港，因为旅客在登机时要证明已订酒店。这是现实的安排，不是说我们特意不去跟酒店洽谈，或如有些酒店说“我也想做，不过政府不让我做”，而是酒店的数量某程度上是用以协助达致逐步有序地回来。事实是现时的指定酒店房间数量的确不足，只有400个房间，所以我今日公布，我们打算开放竹篙湾的检疫设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