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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少数民族应成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催化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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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台湾少数民族赴大陆意愿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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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二：台湾少数民族的大陆民族政策印象 |
中评社╱题：当今台湾少数民族的统一诉求及实现路径探究――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视角 作者：张晋山（南宁），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广西师范大学桂台合作研究中心研究成员
【摘要】聚焦于台湾少数民族的统一诉求及行动转化是新形势下两岸民族事务讨论及实践的重要内容。多年以来的海峡民间交往及沟通表明：这一群体的“中华民族观”有着不同于岛内其他族群的认知范畴和情感取向，岛内“原住民”事务也有别于一般性民族问题而带有强烈的两岸特征和政治属性。通过探寻民族问题和两岸关系的理论交叉点和政策突破口，提出涉台机构、民族部门及多方参与的诉求引导机制和利益实现路径，这是把台湾少数民族转化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支持群体和社会基础的重要一环。
台湾少数民族是指大陆汉民族在明清之前大规模渡海之前，生活在台湾地区的土著群体。作为宝岛的先行开发者，台湾少数民族在历史上与祖国大陆保持密切联系，近年来更积极投身两岸民间交流。审慎对待他们希望“这一过程中，台湾少数民族意见应被充分重视〔1〕的呼声诉求，进而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来推动“国家统一自少数民族始”〔2〕，这在现阶段尤为必要且具有相当程度的紧迫性。
一、问题缘起
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拉开了加快国家统一进程、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序幕。此后台湾少数民族进步人士高金素梅、莫那能给予积极回应，“中华两岸少数民族文化经贸交流协会”等团体也表态支持。这说明，台湾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具有推动岛内“反独促统”活动、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责任感和政治使命观。
但也要看到，蔡英文当局近年来对外出访南太平洋国家搞所谓“认亲政治”，对内以“原住民史观”教材来解构中华民族的连续性和一体性。岛内“原委会”也一再声称“两岸不同属炎黄子孙”〔3〕、“台湾少数民族要警惕被大陆‘统战’”〔4〕。受此影响，部分台湾少数民族“拥独拒统”情绪发酵，其身份意识和国家观念出现“去中”认知误区和“反华”情感嬗变。
那么，台湾少数民族同时存在“我来自台湾的部落，我是骄傲的中国人”的祖国认同话语和“‘原住民’不是中华民族”的“台独”杂音喧嚣，究竟何种意见才真实且全面地反映出他们的主流意识和未来期许，该群体“中华民族”认同的唤起强化究竟取决于两岸制度比较后的治理绩效判断还是爱国传统下的情感依归，抑或惠台政策经济诱因下所做出的理性选择？目前来看，需要历史、辩证地审视台湾少数民族的话语轨迹及演进规律，提出兼具两岸关系属性和民族问题特征的针对性措施，进而把“两岸一家亲”的美好愿望转化为可操作的现实方案。
问题在于，大陆学者虽坦承在思考台湾的民族、族群问题时需瞭解“原住民”①概念及其国际学术界的含义〔5〕，可岛内知识界却执意将“集体正名”视为两岸交流的不二法则，乃至呼应“将具有集体权与民族自决权概念的‘原住民族’称呼入宪，此与大陆所称的少数民族完全是天壤之别”〔6〕。更为严重的是，“台湾原住民族政策协会”等团体甚至煽动“所有台湾人一同关注中国对其境内原住民族的打压，地位矮化”〔7〕，试图以此来破坏边疆民族地区稳定。
上述情况引起了两岸学界的高度关注和普遍担忧，由此愈加强调两岸民族交流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在联系。2019年国家民委政法司副司长金春子呼吁要在两岸关系框架下开展台湾少数民族研究，增强中华民族认同。台湾少数民族研究会会长李洪杰也认为两岸民族交流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深远意义。云南大学教授马腾岳则主张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台湾中华民族认同”辩证关系下去梳理文化与政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8〕。
基于此，笔者认为，当前台湾少数民族研究要从“高山族”抑或“原住民”的历史考辨及称谓之争中跳脱开来，转而聚焦于该群体“中华民族观”的认知变迁和实然状态，及时研判岛内“本土化-民主化-‘台独’化”思潮对他们的观念误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如何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既有经验植入到两岸民族事务之中，真正帮助台湾少数民族在国家统一进程中实现“名实相符”及“名正实归”。
二、台湾少数民族统一诉求的现实观照
2019年6月至2020年7月期间，笔者分两批次开展“台湾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观及影响因素”为主题的问卷调查，幷对宜兰、台东等地前“原住民立委”、乡里长及部落头人进行半结构式访谈。整个研究活动按照方案设计—计划实施—成果运用的认知逻辑予以推进。
（一）调研组织及开展
问卷设计围绕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四个认知维度建立指标体系，前后发放问卷700份，回收670份，有效回收率95.8%。从性别、职业及地域等特征的效度分析看，样本筛选贴近台湾少数民族的现实状况，结果可信度较高。
线下访谈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其一是由在陆台籍教师返乡就“原住民”保留地政策进行摸底；其二是以2020年度海峡论坛、第十六届桂台经贸文化合作论坛召开为契机，组织座谈会对来访的台湾少数民族代表（“县议员”1名,乡里长3名,中小学教师5名）开展访谈；其三是在地方台办系统的协助下对近五年两地少数民族交流访问资料整理汇总。
（二）台湾少数民族“中华民族观”的积极表征
目前来看，台湾少数民族在整体上延续了心向神州、拥护统一的爱国传统，具有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内在情感和思想自觉。这表现为：
1）两岸融合意愿强烈，“祖国”意识复苏
据调查显示，台湾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观念与他们的两岸融合程度紧密相关。在一项台湾少数民族赴陆意愿的情况摸排中，发现近年来该群体对于两岸民间交流的各项意愿指标都呈上升趋势。具体见表一。
（表一：台湾少数民族赴大陆意愿表）
此外，过半受访者认为大陆发展优势明显，承认两岸统一是大势所趋。超过2/3的调查对象表示通过大陆游历访问获知清代雍乾年间阿美、泰雅族人三次入京朝觐、雾社事件等史实情况。在访谈中花莲县成功镇某里长（赛德克亚族）表示“‘原住民’害怕走出去外面打拼，多数人对现在的大陆还是存在不瞭解和空白区的。大陆应该多多支持他们来大陆创业，多给他们一些优惠政策，帮助他们找到回家的感觉”，“祇有这样才能让两岸听到部落的声音”②。
2）族群危机意识强烈，“弃蓝厌绿”渐成风气
当前，台湾少数民族的“四最”困境（死亡率、失业率、失学率和无固定住所类在岛内最高）更趋严峻〔9〕。据台东县某“原住民”山区小学校长介绍，岛内使用母语最多的阿美族已不到半数，赛夏族则基本放弃本民族语言。在经济生活上，台湾少数民族主要从事山田烧垦等农业生产，兼以定期的狩猎或渔捞〔10〕，但用地额度却被台湾当局一再限缩。据资料显示，当前台湾少数民族的“保留地”面积已从1978年的4.45公顷减少到2019年的2.78公顷〔11〕。此外，狩猎“保留地”也因野生动物稀少而沦为鸡肋，有部落长老批评“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育法》无疑是下雨天给了我们一把破的伞”。
上述情况激化了台湾少数民族与岛内各政治势力的内在矛盾，促使其整体呈现出“弃蓝厌绿”的政治取向，进而又导致他们在族群诉求上也出现矛盾分裂。一方面他们对岛内“第五族群”规模扩大深感不安，反对设立“新住民委员会”来瓜分政治资源；另一方面对民进党当局鼓吹的“新伙伴关系”幻想破灭，抱怨蔡英文等人是“选前给鱼翅，现在连碗筷都拿走”的政治诈骗犯〔12〕。可以认为，当前台湾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和政治低效能感开始引发该群体在族群政治之外“找出路”的群体自觉。
3）正视两岸制度差异，“大陆印象”整体向好
当前台湾少数民族人士对大陆社会发展的认知发生积极变化，已从早期的“比台湾好”、“羡慕大陆少数民族兄弟姐妹”等感性认识延伸到对两岸民族自治政策的理性省思。据调查显示，受访者对于大陆的民族政策的看法多以正面为主幷好感度攀升明显。具体见表二。
（表二：台湾少数民族的大陆民族政策印象）
此外，该群体还逐渐产生出“大陆的少数民族政策是全世界最好的少数民族政策”〔13〕等看法。如台湾阿美族歌手杨品骅在多年“北漂”后认识到在大陆“这里所有文化形态都是平等的”，进而认为“我来自台湾的部落，我是骄傲的中国人”。此一判断在台东县少数民族中小学教师联谊会的线上调查中也得以佐证。75名受访对象中自认“台湾民族”或“南岛民族”的共计14%，认为既是中华民族又是台湾“原住民”有59%，而强调是中华民族的则有27%③。
（三）台湾少数民族“原住民迷思”的消极反映
但是，当前仍有部分台湾少数民族对“原住民”身份不保、“山地保留”政策取消以及所谓“强制汉化”顾虑重重，而甘心充当岛内“族群和解”象征物乃至分裂国家马前卒的也不在少数。这体现在：
1）“原住民”知识群体“统独”立场意识形态化
本世纪初，个别台湾少数民族学者开始刻意迎合“原住民转型正义”活动，对民进党所谓的“交朋友论”信以为真。另据面向岛内数家高校的问卷显示，台湾少数民族大学生有意来大陆交流访问的有八成以上，但愿意定居生活的不足两成，由此反映出他们对于大陆存有“过客”心态。此外，台湾少数民族知识群体与大陆交往中还常持有防范意识。当被问及“对于两岸关系发展的政策期望和具体诉求”时，69.8%的受访者选择“‘原住民’身份保留”，60.2%的受访者要求“维护台湾的‘国际空间’”，还有半数以上的诉求是“不参加中华民族的庆典活动”。
2）“原住民”年轻世代“去中国化”迹象明显
调查发现，台湾少数民族青年受教育程度及家庭环境的局限所致而对当代中国历史瞭解不足。据近五年西南某省接待的台湾少数民族代表团的数据显示，来访者以中老年为主，年轻团员比例不到1/10。而对后者的访谈发现：受访对象知晓存在壮、苗语者不到1/3，能说出大陆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全称者仅有半数，而在座谈中以“中国”称谓大陆的受访者更不乏其人。
此外，赴陆工作的台湾少数民族青年“在地化”程度也不容乐观。大部分调查对象围绕“老三台”（台商、台属及台干）和“新三台”（台师、台青及台医）来开展社交活动，与当地少数民族的接触几率很低。以广西某民族高校为例，目前在校在岗的15名台湾少数民族博士中，主动参与院系活动的比例为31%，和大陆亲属之外的人群交往数目在5-10区间的为24%，在1-5区间的为59%。这种人际交往的“孤岛”情况及生活轨迹的“两头在外”（学习生活在岛内，工作在大陆）局面反映出台湾少数民族青年对中国内地的认可感仍然偏低。
3）“原住民”政治精英热衷“去统派”标签
自2000年陈水扁提出“政府与原住民伙伴关系”以来，不少“原住民”中生代政客就有意识地与高金素梅等人拉开政治距离。当前除部分人士还同新党、中华民族致公党保持联系外，台东、宜兰的“原住民”县市议员都在淡化“中华民族”符号。此外，相当一部分台湾少数民族乡里长没有做好警惕和防范“台独”活动的心理准备，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缺乏同理心。持有“大陆不支持‘原住民’，统一对现状改观不大”看法的大有其人。总之，“缺动力”、“没人管”、“怕统一”等现象普遍地存在于台湾少数民族人士的政治活动当中。
基于上，可以认为当前台湾少数民族对于中华民族复兴存有朴素感情和美好意愿。但他们在羡慕大陆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同时又担忧“汉进番退”，愿意回归中华民族大家庭但又纠结于“原住民”身份。那么，需要进一步付诸讨论的是，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一群体的患得患失心结和瞻前顾后态度，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又能否为台湾少数民族同胞产生统一诉求创造条件呢？
三、台湾少数民族统一诉求的认同障碍
台湾少数民族作为岛内弱势群体，这决定了他们难以将其两岸态度和统一意愿从局部自发感受上升为整体自觉意识，反而会在“台独”势力刻意误导下扭曲“大陆印象”，进而让不少部落长老、社团领袖及一般民众产生“寒蝉”效应，开始对“中华民族”概念敬而远之，闻“炎黄子孙”话语色变。这表现为：
（一）在理论上，西方后殖民主义“自然主权”的错误导引
所谓自然主权，原本是一个借用自然权概念而构建的权利话语。后来在西方后殖民主义的思想包装下，将之归结为土著人群尚未纳入到国家统治形式之前就已经享有的与生俱来的自然生存权和自然环境的支配权。台湾少数民族受西方强势文化的思想误导下，很快地就接受了这一概念幷将之具体化为两类主张：其一，通过“正名”运动来构建“原住民”的身份认同。其二，提出“传统领域”口号来“恢复原住民部落及山川传统名称，恢复部落及民族传统领域土地，恢复自然资源之使用”。
当前，部分台湾少数民族不仅提出要废除汉字姓氏转而采用罗马拼音记名，还主张将当前24万公顷“山地保留地”扩展到整个台湾岛。甚至以“原住民史观”为由提出要在教科书中将闽南、客家视为荷兰、日本等侵略者的同类。由此看出，“自然主权”的概念植入和权利追索不仅在理论上改变了近代台湾是移民社会的性质界定，从而篡改了自古以来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14〕，还在实践上利用了台湾少数民族非常朴素的故土情感来制造出虚幻的“台湾之主”想象，进而结合当前的“转型正义”运动让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产生出对汉族移民及其来源地——祖国大陆的怨恨情绪和敌视态度。甚至在其看来，当前“原住民”的族群危机是汉人在资本主义体系运作下大肆开发、极尽破坏自然生态的产物，进而认为“汉人不懂得尊重大自然，却要求数百年、数千年来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原住民’以丧失传统文化以及祖先土地来承担环境破坏的后果，这是完全缺乏正义和理性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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