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大一统”为旨归破解台湾“领土化想象”。从历史传统来看，“大一统”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要义，历朝历代都以实现统一为己任。汤因比研究世界文明非常看重“大一统”，包括国家大一统和宗教大一统。他认为中国的特点是国家大一统而非宗教大一统。[ ]在两岸“大一统”理念的构建过程中，中国大陆自不待言，始终坚持两岸一国。台湾当局的政策和民众的心态却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起初国民党把台湾“处处抹上大中国的色彩”。20世纪70年代起，在台湾宣传话语体系中“大中国”色彩逐渐褪去，“中华民国”转化为“中华民国在台湾”，在民进党的表述则是“中华民国是台湾”。从此，台湾人的心态发生了显着的变化，只要“小台湾”放弃“大中国”，认为中国是一个他者，与台湾无关。
近年来随着大陆综合实力的稳步提升，台湾在面对大陆时的信心有所萎缩，对大陆呈现出一定的排斥性和防范性，担心因为两岸实力对比越来越大会导致大陆对台湾的磁吸效应越来越强。台湾对大陆的敌意和自私性不断上升，友善度和无私性则在不断减弱。当台湾对大陆的抵触情绪上升时，作为想象共同体的“台湾主体意识”也开始同步上涨。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未来在两岸语言文化交流过程中，应该以“大一统”意识进行集体动员，推动两岸同胞共同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感。
在这一过程中尤其要注重以史为鉴，消解台湾同胞的“领土化想象”。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政府制定了打破族群居住格局隔离的相关法律，鼓励不同肤色人种混居，研究表明，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美国各种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种族之间的“分离指数”明显下降。与之相反，苏联则发起了民族“领土化”的先河，“中央政府”为每个族群划定了以该族命名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等明确的自治地域，这也进一步强化了这些族群的“准领土意识”，后来也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催化剂。从这种历史经验对比中，可以看到，未来无论是两岸统一之前还是两岸统一之后，都应该持续扩大两岸交流，以“大一统”为旨归，避免台湾民众产生区域本位主义甚至“准领土意识”。
由于两岸空间上的距离特别是心理上的隔膜，两岸文化冲突在所难免。面对这种差异，两岸应当摆脱“以我为主”的思维，要换位思考，避免本位主义挂帅。“所谓文化整合，就是指人类文化在相互冲突中实现相互融合的矛盾运动过程”。但两岸文化融合不仅仅是交流与互补的过程，也是重新“一体化”和新文化体系的建构过程，所以文化融合是“指两个比较接近的文化体系接触后，原来的文化体系随之消失或改变其形貌，从而产生出一种新的文化体系的过程”，或说“指不同的文化相互吸收、融化、调和而趋于一体化的过程。文化不仅有排他性，也有融合性。特别是当有不同文化的族群杂居在一起时，他们的文化必然相互吸收、融合、涵化，发生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逐渐整合为一种新的文化体系”。《易·系辞》云“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未来两岸语言文化交流中，大陆固然要对台湾特殊的历史境遇，应以同理心给予充分理解，但更要加速两岸同质化和一体化进程，强化台湾同胞的家国认同而弱化地方本位认同。
（三）以他者为参照系凸显中华民族认同自豪感。萨义德曾说，“每一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的存在”。对于两岸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也要打破乌托邦主义（utopianism）的幻想，跳出两岸关系的框架，不应为建构而建构，而应该寻找到一个“他者”，将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放置到更为宽广的全球视野和坐标体系中来，在处理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对撞、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中，不断积聚起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内生动力，来塑造两岸同胞也包括台湾同胞的两岸命运共同体意识。即如费孝通所说，“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的认同，也就是所谓民族意识，所以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在建设‘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两岸既要在内部鼓励两岸民众跨地域流动和群际交往，进一步凝聚共识，同时也要合作推进对外文化交流，共同承担起对中国文化进行国际化传播的历史使命。可从两岸抗拒性最小的经济领域整合起步，构建台湾对大陆的不对称依赖，并以中华民族经济体的身份共同进行对外经济竞争与合作，并向文化等领域外拓。在与其他文化接触和碰撞中，两岸要强化文化合力，在与其他文化的积极区分（positive distinctiveness）也即与其他文化比较的基础上找到自己群体的优势、进而提升自尊水平，形成新的集体记忆和新的集体身份即“我们感”（we-ness），形成新的精神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共同以作为中华民族一份子而感到自豪，并藉此作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系统性动力。祗有在分享中华民族的荣耀感中，台湾民众“悲情意识”才会逐步改变，两岸同胞的心理隔阂才会从根本上得以逐渐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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