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评智库基金会研究员、中评社编委束沐（中评社 卢哲摄） |
中评社香港4月24日电（中评社报导组）中评智库基金会研究员、中评社编委束沐日前在主题为“习近平‘习马会’重要涉台论述解读”的思想者论坛上表示，北京“习马会”最重大的理论意义在于：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丰富两岸关系与国家统一理论，回答了长期以来困扰两岸关系发展和对台工作的一些理论困惑和认识问题，不仅从中华文明五千年积累的历史规律和历史智慧中寻求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向和方案，也从真正意义上将对台工作论述完全纳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想理论体系之中。
“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理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史观问题”
束沐认为，长期以来，两岸关系形成了三种史观，进而形成三套话语体系、政治论述、政策实践：
第一，内战史观。以国共关系为重心和主轴；诉诸对象是1949年之后随国民党迁台的群体，重点是解决内战遗留问题、结束敌对状态，给国民党统治集团合情合理的政治安排，重点做国民党上层工作。
第二，反帝史观。以反对外部势力侵占、殖民统治与控制台湾为主轴；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起，“台独”势力先后在日本、美国帝国主义庇护和豢养之下酝酿、孕育、产生和发展；政策措施体现为反分裂、反干涉斗争。
第三，文化史观。以两岸共同传承中华文化为主轴；诉诸对象是全体台湾民众，尤其是闽南、客家文化浸润下的“本省人”群体；具体政策体现为两岸民间、文化、教育领域交流合作。
他认为，两岸恢复交流互动30多年来，上述三套史观及衍生的论述、政策基本上属于三者并行、强弱有序的关系，但常常遇到“讲不通、理不顺、说不清”的问题。而北京“习马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四点意见，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高度，并基于十八大以来对台工作实践经验，建构了“融合史观”，这一史观对上述三个史观具有统御、贯通、整合的重大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