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中国驻美大使馆仍就打捞事宜从中协调，同时赔偿小组也正参酌各国提供之相关资料提出解决方案。
1949年4月之后国共内战的局势日益明朗，但驻日代表团仍坚持不断的就船舶归还与赔偿问题向盟军总部交涉。
即使1949年11月14日父亲在上海常德路寓所病逝，我家也还在上海，但顾维钧先生等还在锲而不舍地推进两轮对日索赔之事，直至1952年才不了了之。
当我们子女读到这篇论文时，各种滋味油然而生。欣慰的是，时隔超过壹甲子，父亲当年提交的证据还在台北，我们也去那里查阅这些泛黄的档案。尤其是见到父亲在文件上的签名时，潸然泪下，瞬间抗战胜利后父亲忙忙碌碌的场景重新浮现脑海，恍如昨日，历历在目。
萧明礼先生在论文中提及“陈家保留足够多的证据是陈家能持续进行对日索赔”，事实也证明了父亲整理的“顺丰”、“新太平”两轮的索赔资料最终成为东京、上海审理“中威船案”的关键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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