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家治理阶段
新冠肺炎的疫情在1月20日之后，中共中央似乎感到事态的发展并不是原先的评估，特别是“人传人”现象已经开始蔓延，是以由“习近平指示和李克强要求”〔12〕为标志，代表中央开始以“公共安全”的严肃心态来面对和处理“新冠肺炎疫情”的问题，可以说中央已全面介入抗疫工作。
习指示“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制定周密方案，组织各方力量开展防控，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李要求“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和集中救治措施。加快查明病毒源头和感染、传播等机理，及时客观发布疫情和防控工作信息，科学宣传疫情防护知识。做好与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沟通协调，密切协作形成合力，坚决防止疫情扩散蔓延”。从元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为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到3月初一个月多的时间，中共动用国家治理的方法，在习近平指挥、部署，李克强负责推行、实施的布局下，中共确实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优势，习近平称之为“新型举国体制”。此一“新型举国体制”是如何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呢？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所作的万言讲话，就十分清楚地描述了“新型举国体制”在面对重大疫情事件的运作方式。
第一，在控制形势，防止恶化方面：中共的做法是“定策略、抓重点、安周边、保供应、稳社会、导舆情、友国际”，最终以“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使得中国境内的疫情卅天得到了有效控制。习近平对中共国家治理疫情的评价是“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经过艰苦努力，目前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实践证明，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各项工作部署是及时的，采取的举措是有力有效的。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着优势”。〔13〕
第二是后续作为，分为继续抗疫和经济恢复两部分：首先是坚决打好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全力做好北京疫情防控工作，科学调度一线抗疫人员并保障后勤，开展科研攻关，加大有效诊疗和药品疫苗研发力度向其他出现疫情扩散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要完善疫情信息发布，主动回应善意批评，认真听取建议、依法制止恶意攻击，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这一部分的效果，应该说是深受肯定的，如果中国没有做好防疫那么今天的世界肯定不是这样，也许有人以为西方世界只要像美国一样，关门拒客，然而他们在中国的侨民要回国呢？事实上在外国也发现了未接触中国的案例，因此中国大陆在疫情确定之后，所做的防疫措施绝对有为各国争取了宝贵的抗疫时间和防疫的经验。〔14〕
其次是有序地恢复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大陆之所以能够迅速控制疫情，得力于中国可以在同一时间很确实地全国按下“pause”（暂停），毫无疑问其代价无比巨大，习近平也承认“新冠肺炎疫情不可避免会对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如今疫情的大爆发态势已经被压下去了，如何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自然成为中共防疫抗疫工作的下一章。显然这一阶段的任务更重，如果前一阶段可以藉战争思维精确有效地达成一个目的，如今的任务，则是必须同时达成防疫和生产的两个目标，而且两个目标完成的手段正好相反。习要求“加大政策调节力度，把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充分释放出来”，因此地方政府的责任更大更重，考验也更艰难；习作出“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稳定就业、完成脱贫、不误农时，保障民生和稳住外资等指示，可谓任务十分艰巨。中共抗疫小组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工作的通知》要求以属地主义的原则做好各地各级政府的抗疫期间所有工作。〔15〕同时习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顽强奋斗，坚决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坚决完成这项对中华民族、对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16〕而这些双重责任，自然也是由党负责统筹推进，领导工作发展。
其三是对党和领导干都的要求，习的讲话在这一节比较突出之处是反省干部短处和制度的不足之处，占了此节的约四分之一的篇幅，对干部的部分，主要指责在抗疫中经受不起考验的，提出要“严肃问责”，对紧要关头当“逃兵”的要“就地免职”。对制度的不足，主要是“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的明显短板，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今后要“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总之，中国大陆的疫情从去年年底发生，到进入二、三月之交时，就进入了新的阶段，前一阶段的地方治理，完全是被动应付，照章办事，甚至欺瞒真相，误导上级；最终导致地方政府面临空前的公信力危机；中央接手之后，采取了若干霹雳手段，如火速建院，分级治疗，网格化排查，社区化管理，全国对口式支援，于是疫情的形势得以缓和，可以控制。是以在防疫方面，习在二月底就强调：“这个时候，必须高度警惕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甚至前功尽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定必胜信念，咬紧牙关，继续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17〕另一方面则是恢复正常的国家发展状态，如果中共的作为真正有效，到今年年底中国大陆同时做到“击败疫情”、“消灭贫穷”和“发展保6”的话，此时中共的干部必须两面兼顾，而两面工作又是相互冲突，所以这不是容易之事，因为在中共的体制、机制下防疫和经济是两套不同的指导思想：
第一防疫抗毒必须隔离，经济生产必须群聚。
第二防疫抗毒是战争作为的指导原则，经济生产是市场作为的指导原则。
第三防疫抗毒主要依赖政权的能量，经济活动有相当的部分依赖非政权可以掌控的市场。
第四防疫抗毒主要以国内为主，而经济活动则涉及国际。
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这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政治制度，既表现出可以快速有效因应当前国家突如其来的重大灾难，又可以快速有序地恢复国家常态，这种制度自然有其研究和模仿的价值。也对其他的国家是有意义的参照系。〔18〕
三、国家治理能力之评析
前文提到美国福山教授在“政治秩序”乙书提出良治社会应“以国家治理能力、法治、民主问责”三者为条件才能促进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得以不衰退；如果检视习近平在中国大陆的抗疫斗争中所召开的会议，以及他对地方官员的追责的作为，福山会有何种评价呢？令人好奇。因为习在疫情中的表现，正好符合福山教授所强调的法治、问责和治理能力。
习召开的多次“常委会”，布置工作，检查工作，就是政府治理能力的表现，特别是抗疫初期的决断，之后抗疫和复产，发展和脱贫，不忘国际合作等多头齐发，有序推动，应该是治理能力的部分，抗疫期间召开依法治国的会议，强调“依法抗疫”的重要性，这是以往在SARS疫情中、汶山地震救灾中，或是其他重大灾害的处理过程中，从未被强调的。至于在问责方面，中共在去年疫情发生之前，就发布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19〕在抗疫期间湖北、武汉、山东、浙江、云南、内蒙等多名官员因而被问责下台，尤其是湖北、武汉市的一把手同时更换，足见其问责的作为之效率。当然以上的作为，在福山教授看来可能并不是他所谓的“法治和民主问责”，因为福山所谓的“法治和民主问责”是建立在他所信仰的“自由民主”的“终极制度”之上，“法治”是为了同时限制政府的“权力”，以及个人的利益、自由凌驾他人之上；而“问责”则是进一步更加约束政府的官员，为自已的作为负责的办法。所以福山的三条件，依然是在他的权力制衡的思考上去增强政府的治理能力，然而在“国家治理能力”条件的提出，应该是福山看到了近代的“民主政治”的缺陷，和人类政治的本质需要的相矛盾性所提出寄望。他在“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中，就说“相对于其他自由民主国家而言，司法和立法部门(也包括两大政党所发挥的作用)在美国政府中的影响力过大，而受损的是行政部门”。〔20〕
而美国哈佛大学的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enry Summers，1954年11月30日－）也感叹，要改变美国目前的颓势，“美国政府可以采取的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联合起来，开始大规模更新国家基础设施的项目。”〔21〕劳伦斯所说的合作是指美国的两大政党，但是迄今为止“分权”、“制衡”依然是民主政治十分重要的标志。所以福山所希望的“国家治理能力”似乎一直没有进展，而且川普执政的这些日子，两党的恶斗似乎变本加厉：例如川普“指责新型冠状病毒在美国蔓延，是民主党‘新的骗局’，旨在损害他第一任期政绩”。〔22〕再看看川普政权在因应新冠疫情的作为更是荒腔走板，令人惊讶！〔23〕甚至称若美国死亡人数能保持在10万或低于10万的数字，则代表“我们都做得很好”。〔24〕反之，是美国人口四倍半的中国大陆，到2020年4月8日10时，累计病例83,157，死亡病例3342，同一时日的民主国家美国累计病例399,979，死亡病例12,912；西班牙累计病例146,690，死亡病例14,555；义大利累计病例146,690，死亡病例17,669；德国累计病例103,228，死亡病例1,861；法国累计病例78,167，死亡病例10328；英国累计病例60733，死亡病例7,097，〔25〕这应该说是十分客观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能力。按王韶光和胡鞍钢的说法“国家治理能力就是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实际能力”，〔26〕同时进一步指出三个指标：“一是以国家目标来评量国家治理能力，没有清晰的国家目标，就是‘乱治’；没有正确的国家目标，就是‘错治’。二是能否如期实现国家目标，是国家治理的实际能力。三是运用国家治理能力是以国家制度为基础。”〔27〕我们可以依此为架构，来描述中国共产党的“抗疫”中国家治理。
大家都知道此次的新冠病毒对人类而言，是一种新的病毒，在最初的时刻大家还误以为是SARS病毒，结果出现了错误应对方法。因此，认识此种病毒确定其危害性、传播方式，才能制订有效的预防、扑杀的方法，所以处理的方案比较滞后，应该是正常的、可理解的。中共的国家治理从元月20日开始，可以说起步并不晚。面对疫情，领导人的态度决定结局，在中共中央介入中国大陆疫情之后，就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挂帅指挥，这在中共的统治发展历程也并不多见，毫无疑问这样的安排，对内部而言，绝对具有最重要的宣示意义，肯定代表了党中央最高度的重视。所以后来习也公开说有关新冠抗疫工作，是由他亲自部署，亲自领导的，从此一心态来看，与西方各国对待新冠疫情的态度可以说是天壤之别，由此就决定了最终各国对新冠疫情“治理”的结果。
再从治理的内容来看，可以分为目标确立、实践方式与能力、目标的实现等三者：
首先是目标：中共中央“常委会”一开始的目标就是“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28〕把湖北省封闭之后10天，“常委会”就将全大陆的目标调整为“疫情严重的地区要集中精力抓好疫情防控工作，其他地区要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同时统筹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特别是要抓好涉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重点任务”。〔29〕之后的几次会议，目标基调没有变，不过比重有所变化。应该说中共领导层级在行动一开始，以人民健康为首要，之后是生活保障，在此基础上完成党和国家目标-小康、脱贫；所以目标就十分明确，而且主次分明。
其次是实践方式与能力：从实践方式方面说：先是分为抗疫、防疫两大部分，在“常委会”的第一次会议（2020年01月25日）就定下了三件事：第一、救治感染患者。要按照“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原则。第二、依法科学有序防控。要做好疫情监测、排查、预警等工作，切实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第三要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发布疫情，回应境内外关切。要加强舆论引导，加强有关政策措施宣传解读工作，增强群众自我防病意识和社会信心。要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国家和地区组织及港澳台地区通报疫情信息，加强合作、全力应对，共同维护地区和全球卫生安全。为什么有第三的透明原则，应该是面对此一未知的病毒，中国单独面对则可能有盲点、有遗漏，所以一开始就订定了信息公开、一起抗疫的大原则。
再则有了目标，有了实践的原则，当然是干部去执行，全大陆各级干部如何执行呢，在常委会的第二次会议（2020年2月4日）上强调：第一是执行抗疫、防疫的大原则：要坚持全国一盘棋。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坚决服从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做到令行禁止。第二是面对疫情防控在认识，必须理解到“不只是医药卫生问题，而是全方位的工作，各项工作都要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支持”。第三是如何体现抗疫、防疫的“全方位的工作”呢？“常委会”提出：“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查明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密切跟踪病毒变异情况；加强有效药品和疫苗研发。”“保持生产生活平稳有序，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妥善处理疫情防控中出现的各类矛盾和问题，加强社会治安工作”，“加大对传染病防治法的宣传教育，引导全社会依法行动、依法行事。”又如果干部执行不力又当如何呢？“常委会”的回答是“对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不力的，对不服从统一指挥和调度、本位主义严重的，对不敢担当、作风漂浮、推诿扯皮的，除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外，情节严重的还要对党政主要领导进行问责。对失职渎职的，要依纪依法惩处”。
在实践的方法上，“常委会”以抗疫、防疫为中心，而辐射出全面的工作，让执行的干部在方法上也有重点，有主次，有顺序，在此情况下，干部再有虚与委蛇自然就是依纪依法惩处。从实践能力方面说，即习近平所说的“新型举国体制”，在整个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此一“新型举国体制”呈现了三种实践能力：组织力，动员力和转化力。
第一是组织力，组织力是指将一堆散漫、无序的人、物或概念、想法，转变为有序的、逻辑的、系统的、功能明确的能力。在疫情被发现之后，中共中央立即在最高层级成立“中央成立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又向湖北派出“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导组”（中央指导组，又简称中央赴鄂指导组、中央赴湖北指导组），并在湖北成立“湖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这一系列的组织重建，使得上下通畅，新旧结合，强化指挥，统一事权的快速反应，使得中共政权免于陷入“塔西陀陷阱”，也使得中共指挥的抗疫、防疫工作，得以将应急的组织和平时的官僚科层相结合，这是平战组织结合的示范，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组织力。
第二是动员力，藉助中国大陆现代化过程中，不断投入和完善的基础建设，如网络、电信、高铁，交通建设，使得中央可以十分清楚自己国家的人力、财力，各种物资的分布，量存的多寡，以及需求者，需求量，需求地，补给时间等都因为科技而清楚掌握，可以依照需求，有序地、合理地供给，我们在此次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战“疫”中很快地看到中央成立相应的单位统一指挥，调动中国大陆的各种资源，有效有序地十天建医院，全国征医、护，官民调物资，各省援鄂民，快速换领导，每日报疫情，网格化排查，社区化管理，不仅迅速弥补了武汉、湖北先前的漏失，而且在一个月左右控制了疫情，有序地恢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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