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民进党政府弱化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引发台湾学术界人士的反弹。 |
中评社╱题：以“三自运动”破除“同心圆史观” 作者：黄光国（台湾），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民进党政府大力推动的108新课纲，历史课本中充满“台湾地位未定论”，并刻意假借“多元文化”或“海洋文化”之名，弱化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引发学术界人士的反弹，嘉义大学吴昆财教授等人因此发起“新三自运动”，呼吁大家“历史自己救、自己写、自己教”，在我看来，这是当前有良心的学术界唯一能做的事。
一、“同心圆史观”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年李登辉找李远哲回台湾来当教改领头羊，在台大及中研院一帮所谓“自由派”学者的前呼后拥下，发动1994教改，其目的就是不惜以牺牲教育体制为代价，来推动教育的“去中国化”。及至前教育部长杜正胜的“同心圆史观”出台，刻意将台湾的历史限缩为500年，并且，将台湾史和中国史切割开来的态势更为明显。但当时仍然有所顾忌，不敢明目张胆地推行。等到蔡政府上台，为了巩固并塑造所谓的“天然独”世代，已经是吃了“秤砣铁了心”，非要大张旗鼓地干到底不可。绿营的“同心圆史观”究竟是想塑造出什么样的下一代？
蔡英文当选总统之后不久，独派人士便和日本右翼团体在琉球的“平和祈念公园”上立了一块“台湾之塔”纪念碑，碑文上写着：
为悼念二次大战中献身沙场的台湾战士，我们建立“台湾之塔”，在此摩文人之丘，台湾战士崇高志节，埋没七十年无以彰显，殊感哀伤。日台两地有志之士募集善款加以援建，使世世代代、可资凭吊。当年日台战士皆为同胞，生死与共，荣辱同担。来自台湾英勇参战二十多万人中，凡牺牲一己性命守护他人之义举、不应被后世遗忘。为了回报战时受到台湾各方恩泽、土地由冲绳翼友会提供，期盼成为亲善交流桥梁，巩固日台的恩义连结。
祈祷台湾战殁牺牲者灵魂都能安息！也希望来访朋友们，体认前人深刻情谊，持续予以发扬光大！
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这块碑文都显得十分奇特。先从它的地理位置来说，“平和祈念公园”位于琉球南端，是二次大战时美军登陆之处，也是太平洋战争最后的决战场。公园内有一占地六百坪的“韩国人慰灵塔”，公园东北角的“灵域区”，设有日本32府县的“慰灵塔”，纪念来自日本各地的战殁人员，每一座塔占地约两百坪。这块署名“总统蔡英文”的“台湾之塔”，占地仅有二十三坪，相较之下，显得十分卑微。
二、至痛无言
琉球本来是独立王国。在牡丹社事件发生后的1879年，明治政府以“琉球处分”为名，武力强行并吞，设置冲绳县，并推行皇民化政策，禁用琉球本地语言，要求琉球人改姓名，使其日本化。1945年3月底，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以“跳岛战术”反攻，爆发了历时90天的“冲绳战役”。琉球的文化遗产破坏殆尽，二十几万人丧失宝贵生命，其中十几万人是平民。除了死于战火的和战败自尽的军人之外，还有许多平民死于饿死、病死，甚至被战败的“自国军队”强迫自杀。
座间味岛是美军最早登陆之处。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在《冲绳札记》一书中记载：1945年美军登陆渡嘉敷和座间味等小岛时，日军强迫岛上数百名居民到军营中集合，高呼“天皇陛下万岁”，然后引爆手榴弹，集体自杀。“平和祈念资料馆”的第三展示室，企图展现在美军猛烈炮火及火焰喷射器攻击下，当地居民感受到的“死的仿徨”。其中有一家人的塑像，畏缩地躲在山洞里，母亲用手掩住孩子的嘴巴，生怕他哭出声来；旁边站着一个日本兵，手持带刺刀的长枪，摆出威吓的姿态。大江说：“天皇陛下万岁”，这个具有象征性的话语，对受到侵略及被殖民的亚洲人来说“却是带来死亡的侵略军的呼喊”。他深入反省并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根源，因此被称为“日本人的良心”。
琉球人亲身体验战争的极度残酷，为了反抗美国“军事支配”的沉重压力，也为了追求和平，发扬人性，并否定一切形式的战争，所以设立这座“平和祈念公园”。灵域区内绝大多数的纪念碑，都只写地名，或简略介绍“慰灵”的对象，例如“特攻之碑”，上面只写着“第十九战队”，反映出琉球人反战及追求和平的“至痛无言”。
三、最低层的“劳务存在”
相形之下，“台湾之塔”碑文的用字遣词反映出一种偏颇的历史观点，不仅扭曲了历史事实，而且无法说明当年台籍日本兵的艰难处境。二次大战前，日本认为其殖民地的土地为日本国的一部分，但人民则有区别。日据时代，台湾人称“本岛人”，日本人叫“内地人”；日本国内的法律称为“内地法”，台湾朝鲜殖民地实施的为“外地法”，日本内地为依“帝国宪法的规律施行一般统治的地域”，而外地则为日本帝国宪法不涵盖的“一般统治的例外”（所谓异法地区）；其内容系殖民地长官（台湾总督）发布代法律之命令（律令），或由日本中央政府以天皇名义发布之敕令把日本本土之法律（一部分或全部）施行于台湾的法律。
日本人认为当兵是日本男儿的“本望”（愿望），非日本人不可当“日本兵”。二次大战之初，台湾人并没有资格当“日本兵”，只能当“军属”或“军夫”，到中国大陆华中、华南、华北各地，协助日军作战。“军夫”担任炊事、卫生、搬运“兵站物品”等后勤工作。“军属”则大多为中学校毕业生，懂当地语言，担任通译、宣抚或调查工作；两者都不是武装部队内的编制，不准携带武器。在日军“军人、军马、军犬、军属”的严格序列中，“军夫”和“军属”只能算是附属日军的最低层劳务存在；统计1940年台湾人军夫的工资为一百圆，而日本二等兵薪资为六百圆，毫无“平等”可言。
到了战争末期，日本为了补充兵员不足，开始在台湾征“志愿兵”。“志愿兵”并不是日本兵。日本兵入伍后，原服务单位必须保留薪资给其家属作为生活费，“志愿兵”因为是志愿的，所以没有这种待遇。万一战死，也领不到抚恤金。根据日本厚生省的记载，从1937到1945年间，台湾总督府总共招募了军属、军夫12万，军人8万，总共20万；其中3万多人阵亡。
在台湾志愿兵中，有一些人被派到南洋去当“盟军战俘营监视员”。他们所受的“基本军训”之一，就是学习如何打耳光。到了南洋之后，他们“穿着英挺的日军制服，背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在俘虏营前站卫兵”，命令被日军俘虏的盟军士兵“挑砂石、挖地洞、采铜矿、建机场，在最饥饿的状态下做苦役”。在必要时候，他们也会在日本军官的指挥之下，凌虐战俘。这种在武力挟迫下的行动，可以说是“牺牲一己性命，守护他人之义举”吗？“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族群国家如何分隔”，“台湾之塔”希望台湾人不要遗忘的究竟是什么？
战后的纪录显示：盟军在日军俘虏营中总共有35万人，每100名俘虏中有27名死亡，是盟军在德国和义大利战俘营中死亡率的7倍。在战后的审判中，有173个台籍“日本兵”被起诉，其中26人列为“甲级战犯”，被判死刑。另外7个人因为“于北婆罗洲的美里及其附近，射杀及刺杀46名俘虏”，一审被判死刑，一个月后再审，改判10年徒刑。
四、“生死与共，荣辱同担”？
在《大江大海》中，龙应台提到：2009年，她循线到彰化县和美镇访问7人之一的柯景星，对这位已经90多岁的老人进行访谈。他描述当时状况：“我们十几个人把4、50个俘虏围起来”，“队长杉田鹤雄就命令我们杀人。不服从命令，我们就要被杀。”“之前有教我们刺枪术，教刺枪术的教练是在天皇前面表演第一名的。”“队长一声令下，就统统用刺刀刺死。”
战后审判时，这群台湾兵坐在椅子上，军事法庭安排澳洲俘虏出庭指证，“一个耳光换5年”。柯景星当场被判死刑。他的感觉是“我真的要死了吗？死了还没人哭啊！”“第二天改判10年，很高兴！”他被关7年半之后，因为英皇登基才被特赦，回到台湾。这种被当成“战争工具”劫后余生的台籍志愿兵，真的有感受到当年日台战士皆为同胞、生死与共、荣辱同担吗？
2016年6月，蔡英文上任刚满一年，就到琉球建立这座由她署名的“台湾之塔”的落成典礼。蔡英文似乎不知道日本并吞琉球的历史，也不知道琉球人建这座“平和祈念公园”的意义，我们的“驻日代表”可能也没有告诉她公园内有座号称“阿鼻地狱”的展示室。但她显然同意这样的碑文，所以才会在“台湾之塔”上署名蔡英文。可是，这样的碑文能够彰显出“台湾人的良心”吗？她署名的“总统”，到底是哪一国的“总统”呢？
蔡英文显然以为，以她的名义建立这样一座“台湾之塔”，可以成为“亲善交流桥梁”，巩固日台的“恩义连结”。她似乎不瞭解：二战时，日本提倡的“武士精神”，日本武士自古就有“斩人试刀”的传统，对于战败者可以任意砍杀；自己战败也只能切腹自杀，或听凭对手处置。对于奴颜婢膝、落败求降的对手，他们不屑一顾，相反地，他们对于拚命以死相搏、奋战到底的对手，反倒会给予衷心的尊敬。
五、台湾的抗日军与福泽谕吉的社论
第一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在台北主持始政仪式（台湾人称之为“耻政仪式”）之后，藉由近卫师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率兵南下，准备接收台湾。不料日军一离开台北便遭到抗日军的伏击，展开了“乙未战争”的序幕。尤其是到了桃竹苗一带客家人聚落的地区，战况尤为激烈。
始政仪式时，桦山曾宣布“台湾总督府临时条例”，计画采取文人统治。日军在桃园三峡地区进行大扫荡之后，他改变初衷，报告本国政府，由陆军大臣大山岩于八月6日颁布“台湾军事统治临时条例”，实施戒严。同时调派驻防在大连的第二师半数兵力，组成庞大的第四混成旅团，由伏见亲王指挥，陆续登陆基隆，接替近卫师团的防务工作；又调派乃木希典中将率领驻渖阳的第二师团余部来台，加入近卫师团的南进作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