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克斯维尔透露，时任助理国务卿坎贝尔曾宣称，自己被送到“再教育”机构呆了一个月，就再也不说“转向”。“转向”变得如此烫手，以至这个词被认为只有少数意识形态浓厚的神职人员才会使用。
曾任美国驻印度大使的布莱克斯维尔认为，当时的“转向”说法所以不受欢迎，首先是因为美国政府决策层计划不周，没有与相关国家，包括美国自己的外交官进行事先的沟通和磋商，也没有在美国不同政府机构间进行讨论。仿佛他们一觉醒来，五千多字的“转向亚洲”政策已经摆在那里。
在写作过程中，两位作者采访多位当年的决策人士，问“转向亚洲”到底是什么？没有人能说清楚，给的答案各不相同。他们认为，当时“转向亚洲”是在美国尚未形成共识的情况下仓促出台的。
方丹认为，虽然美国战略界当时正在逐渐形成共识：亚洲将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区域，应当投入更多资源，平衡中国的崛起，但当时面临的现实是：第一，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并没有如希拉里说的“逐渐结束”，而是持续多年，甚至还与ISIS作战。与此同时，五角大楼赶上缩支，拟缩减军费开支5千亿美元。美国想把60%舰只部署到亚太，但美国海军规模在萎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