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及岛内其他“台独”势力十分清楚：大陆经济快速发展，近在咫尺的台湾越来越无法摆脱“大陆因素”，两岸经贸关系日益深化，台湾经济对大陆的依赖日益加深，台湾跟大陆抗衡的筹码越来越少，实现“台独”的机会与可能性也就越来越渺茫。正如此次学运“现场教练”之一的台清华大学副教授的姚人多曾经所言：“‘台独建国’已经失去主流市场，说服大多数人民相信可以‘独立’的时代过去了”。民进党等“台独”势力正是怀惴着这种焦虑与不安，才不分清红皂白、利弊是非，“逢大陆必反”、“逢两岸交流必反”。马英九4月12日在国民党中常会上狠批“逢大陆必反”时表示：台湾与大陆一谈起贸易，就被说成是“出卖台湾”、“牺牲主权”。“只要一碰到大陆，什么事都走样”。
事实上，此次运动从“反对黑箱服贸”开始，很快就被民进党及其他一些“台独”团体操弄成一次“台独”大表演。3月18日，学生占领“立法院”议场后，场外分成三股势力，学生固守“立法院”北边的青岛东路，民进党在南边的济南路，以“公投护台湾联盟”为主的独派团体在“立法院”大门的中山南路。“公投护台湾联盟”公然在“立法院”大门口前挂起“台湾独立”的标语，要求“全民制宪”、解散“国会”。3月30日，曾公开宣称“我主张台湾独立”的“学运领袖”林飞帆在凯道演讲时说：“反服贸行动在台湾与中国的关系之间，做了新的定义，他们告诉政府，台湾的未来属于全台湾2300万台湾人民，台湾的未来应该由他们自己决定”。同时，“学运领袖”还提出“两岸协议监督机制法制化”、“先立法、再审议”、召开“公民宪政会议”“退回服贸”等四项诉求，并明确要求要通过民进党版所谓“台湾与中国缔结协议处理条例”。该版本明目张胆地将“两国论”和“一边一国”的“台独”主张塞入其中，企图以监督之名让“两国论”合法化。4月7日，林飞帆、陈为廷在活动退场的声明中再次严词抨击马当局“卖台”，并强调“台湾人才是岛屿的主人，不愿意接受中国的摆布”。
综观整个运动诉求与主张的变化，从最初的“反黑箱”、“反服贸”，进而过渡到“反马当局”、“反宪政体制”、“反大陆”，要求“先立法、后审议”，最后升级为公然主张“台湾独立”、“一边一国”、“正名制宪”，层层递进，步步升级，最终与民进党等“台独”势力的政策主张无缝对接。
至此，事实已经很清楚：此次运动本质上不过是一次以“反服贸”为借口的“台独”躁动。正如台文化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林忠山所言：这一次的学运，表面上看是“反服贸黑箱和反服贸”的内容，但这两个因素不足以构成这么大的学运。从理性来讲，服贸对台湾是利多，结果被说成“卖台”。基本上，这两个因素都构不成正当性。能够发生成这么大的运动，主要是“台独”势力担心台湾与大陆越走越近，对大陆的依赖越来越大，所以不得不在这样的时刻发起这样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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