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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之瑜 |
中评社台北4月23日电（特约作者 石之瑜）太阳花学运在学运期间攻占行政官署办公室，遭警方强力驱离，是为323事件。因为驱离时造成少数流血，引发是否警方驱离手段不符比例原则，以致行使警力过度，而事后又无惩处之争论，延烧不绝。适逢被占领的民意机关启动事后调查之际，另有学运支持群众赴美国在台协会告状以为牵制者。网路上年轻群众则继续以323事件指控政府是“血腥镇压”的“极权暴政”。
此类事件并非台北太阳花学运所独有，在大陆各大城市，屡见群众对执法官署不满，爆发集体抗争，进而升高为警民冲突、干群冲突、官民冲突。如何在思想上建立可资引用的观点，以抚顺当事人的情绪，找寻群众事件的治理之道，允为两岸共同的挑战。
日前，曾在大学教授西洋政治思想多年的“阁揆”江宜桦，再度就此案接受民意代表质询时表示，自己是服膺亚里斯多德主义，藉以说明自己立场。亚里斯多德主义者主张执两用中，但此案双方各执一词，当如何执中？大凡中庸者需先认识两端，如此失其本身立场，而有骑墙之苦，毛泽东曾以此对陈伯达大为批判。毛泽东认为，必须先有自己的立场，再反对过与不及，而不能够根据两边立场选择中间。，这些辩证，说明当代治理常遭遇到的困境，即政治妥协与伦理抉择之间的困难。
相形之下，或许回归中国名家思想，比亚里士多德主义更能说明323事件的性质。名家思想认为，每一立场均有其不可互通的特性，想要借用更大的概念去包容双方，并不能消弭特殊的立场。名家思想家试图进入双方立场，重现其间的不可互通性。名家思想家因而提出“两可”之说，似在323事件上比亚里士多德更为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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