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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2014年“太阳花学运”（资料图） |
被误用、滥用的理论
对香港法治核心价值的威胁与动摇，并非始于本次修例风波。其实泛民主派的传统抗争手法本是合乎法治要求的，是在基本法及本地法例范围内合法行使政治权利与自由，展开体制内的政治对抗和博弈。这种传统抗争模式源自于香港反对派在回归之际形成的共识性意识形态，即“民主回归论”。这一抗争路线可以称为是合法的和平路线，泛民主派在此路线下寻求基本法范畴内的“双普选”，也有力推动了香港民主的循序渐进发展。
然而，香港社运路线在2011年初司徒华去世后快速发生分裂分化，一种偏离合法和平路线的“违法暴力化”路线开始成形：
其一是陈云的“香港城邦论”，成为港独思想的滥觞，其中的“city state”的重心与本质在“state”，陈云固有的民俗文化学背景及其政治臆想与独断论述，破坏了香港对“一国两制”本就脆弱的共识基础，诱导了后续的本土分离主义运动；
其二是戴耀廷的“公民抗命论”，在一个完全没有亦无需引入公民抗命传统的法治社会“为赋新词强说愁”，标新立异地展开了一场“港式公民抗命”的政治社会实验，运动本身是失败的，但其“违法达义”的精神教诲就像癌细胞一样在香港社会尤其青年人心智秩序中快速传染扩散。今日香港社运中的大规模违法和频繁的暴力化，与“公民抗命”的港式误用及滥用有直接关联。
香港本应是“一国两制”下聚焦法治与发展的优良社会，却在“香港城邦论”与“公民抗命论”的魔咒交织中迷失和沉沦。这两种本就带有理论复杂性和政治不确定性的思想范式，并未经过倡导者严谨的学理沉淀与论证，也未经过香港公民社会的成熟讨论，而直接且浅陋地运用于香港社运实践之中，贻害无穷。它们就像诱惑香港社会迷航的“塞壬妖歌”，也似被心智迷乱的诡辩家轻易开启的“潘多拉魔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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