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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议员何君尧母亲的祖坟被反对派毁坏（图片来源：香港《明报》） |
香港的精神困境
事实上，陈云与戴耀廷本身都可能未必充分估计到其理论误用和滥用的严重政治后果。不过，任何理论之风行，也绝无可能仅仅是理论家的咒语功夫，而是与香港社会深层次的精神困境有关。
回归时刻，在全民欢庆的民族主义情绪之下，香港人尤其是精英心智中潜藏着两种深刻的身份认同性迷惘：其一，殖民主义的“形实分离”造成不完全的精神断奶现象，渴求外邦庇护与尝试自治自立的内在诉求并存，造成一种“殖民史观”与“本土史观”的奇特杂糅结构；其二，对现实主义中国的泛文化认同与规范性政治拒斥并存，造成一种对“爱国史观”的严格精神距离。这就形成了香港人回归身份的独特紊乱结构：衰减的殖民性与渐强的本土性相互加强，共同对峙源于“一国”的爱国主义政治身份压力及忠诚规训。
这就不难理解，在任何常态法治社会中，国家安全立法应当是天经地义的，国民教育的推进应当是水到渠成的，特首选举的“爱国爱港”标准也是毋庸赘言的，但这一切在香港都成了问题。
回归以来，香港反对派“成功地”在23条立法、国民教育等问题上严守“制度隔离性”思维，对国家推行的“一国两制”的正当整合进程造成了严重的政治挫折乃至停滞。如今的“反修例”运动不仅再次“成功”逼停了立法进程，更是产生了一种政治威慑性，对特区政府推行任何与国家有关之立法及决策造成“寒蝉效应”。
然而，就“一国两制”的全面准确实施及香港的持续繁荣稳定而言，反对派的所谓政治“成功”可能恰恰是香港融入国家治理和发展大局的“失败”。拒绝“融入”乃是有精神前提的，即香港反对派将自身的“国际性”单调而唯一地理解为与西方的一致性。任何关于“一国”对“两制”的互动融合取向，皆被视为与西方的某种“脱钩”操作及香港“大陆化”的下行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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