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监管加强之后，银行表外担保、理财期限错配等风险大大减少，我们看到，信用风险溢价和流动性风险溢价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回归合理水平。但这种风险溢价的回归，却被认为是货币政策传导不畅的表现。
之前的定价发生在监管套利下，是没有计入全部风险成本的定价。虽然监管套利短期内降低了金融成本，但同时也大大加剧了长期金融风险。由于存在监管套利，很多金融业务规避了资本金、流动性管理等方面的监管，其非标资产流动性差、透明度低，这其中存在很大风险，需要银行来管理和承担，这是不合理的。
因此，目前所谓的货币政策传导不畅，在一定程度上是信用风险溢价和流动性风险溢价合理回归。而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畅通，也不能完全以利率水平的高低作为衡量依据。
减少低效信贷投放，控制监管成本
文章认为，信贷增长需要银行资本金支持，并且需要计提拨备。如果信贷增长过快而效率低，就需要银行消耗大量资本金和拨备成本，这相当于变相增加了对优质企业的有效信贷需求（有能力还本付息的信贷需求）的监管成本。
相应地，如果可以盘活存量信贷而不是扩大信贷规模，就可以避免增加额外的监管成本，整个系统的信贷成本也可以有所降低。
基于这个思路，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控制监管成本，从而降低融资成本。
首先，应该通过市场化的方式，以有效信贷需求拉动信贷增长，而不是通过过多的信贷政策推动信贷增长。这样才能减少低效信贷投放带来的长期信贷成本。
金融政策往往是总量政策，用总量政策满足部分市场主体的融资需求，难免会伴随着一定的代价和风险。如果信贷政策鼓励银行放贷的领域实际上信贷效率低，产生了不良，则需要在后期由经济体系承担和消化。然而，届时金融体系对不良的消化能力可能更低，从而产生更大风险。因此，追求信贷高增长而将风险延后的做法，会导致今后的信贷成本更高。
减少信贷错配可以降低银行消化不良的成本，从而有望实现金融成本的普遍下降。也就是说，有优胜劣汰，才能降低好企业的融资成本。
从政策层面指引金融机构加大力度支持实体经济，可以通过减税，提高企业现金流，它们就能有更好的资质争取到银行信贷。
其次，通过增加金融市场透明度，令防火墙与风险真正匹配。信贷需求如果变得更加合理，对银行资本金消耗小，那么，银行靠盈利补充资本的压力也会减轻。因此，需要坚持严格控制和压缩不合理甚至违规的金融需求。同时，继续加强财政硬约束以增加地方政府和国企债务的透明度。
第三，考虑到监管对资本金和拨备的计提是按资产类型和风险权重而有所不同，那么，通过更合理划归信贷类别，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控制监管成本。例如政府置换债券以及用政府信用发行的债务，风险信用低，不需要拨备，对银行资本金消耗小。而且，从市场角度来看，发行债券的形式也相对更为透明。
第四，立法规范政府和大企业应付账款的账期。当前，政府和大型国企融资利率比中小企业低得比较多。而大型国企由于自身经营效率和资金周转等种种原因，常有拉长应付账款账期的问题存在，使下游中小企业产生资金缺口，并带来进一步的融资需求。如果有更健全的法律制度促使大企业及时支付应付账款，或可帮助中小企业提高融资效率，降低实体经济的综合融资成本。
另外，中国资本市场需要更高的透明度和监管预期，才能使国际和国内投资者对市场更有信心，真正实现与国际接轨，并引入长期稳定资金。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进一步降低甚至去除对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的隐性担保，加强信息披露质量，并加重违规处罚，及时公布政策（税收、环保、补贴）及其执行度，引导市场正确预期。监管部门已经针对资本市场的长期发展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意图重塑市场基本规则和秩序。这些政策将逐渐产生效果。
近期监管部门采用了很多有效方法，以降低长期资金成本，包括加强地方政府的财政性约束、减少低效信贷需求（如限制资本市场加杠杆、票据套利等）、继续加强金融监管（如规范资管产品），并提高市场的透明度和稳定性。这些举措有助于长期可持续地降低金融成本，是合理而且必要的。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在降低融资成本的过程中防范一些短期行为，例如对贷款增速的数量要求、对贷款利率的价格指导等。这些短期行为可以加快信贷投放，短期内缓解企业的融资难题，但长期来看，则会增加金融风险和信贷成本，其实是不利于持续降低融资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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