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深入探讨“两制”台湾方案
尽管两岸关系在内外因素的困扰之下处于非常复杂严峻的形势，但是中国大陆从未停止过探索和平统一之路的步伐。2019年1月2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提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之后，学界对此所做的研究和探讨层出不穷。“两制”台湾方案被奉为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指导纲领和行动指南，被认为是“为新时代和平统一指明了方向”，意义深远、影响重大。
与会大陆学者对“两制”台湾方案的研究可大致被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注重深入剖析其丰富内涵；一类则注重于关切其重大意义。
从内涵方面来看，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王海良主要就“两制”台湾方案中的“一国”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统一是以一国准则为基础和基准的，不能搞法理和政治模糊。统一是共同缔造国家建构，也是回归本体中国，其基点是强化中国本体、优化国家总体制度，在大陆和台湾分别保留既有制度的前提下，设计基于大陆现行制度上、经过调整、补充和完善的国家总体制度。
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李东海在梳理了“两制”台湾方案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之后，尝试提出了“两制”台湾方案的四个初步特征：其一，地域方面，呈现出由外而内、由点到面、由蓝向绿的发展趋势；其二，领域方面，藉由“经济社会融合”、“共同弘扬中华文化”的发展，开启政治领域的两岸协商或谈判；其三，群体方面，排除“台独”，争取多数，注重于县市长、乡里长和统派政党协商，考虑纳入主流政党开明派；其四，主次安排方面，明显呈现“和平发展为主、非和平统一为辅”，“大陆主导为主、两岸共推为辅”，“台湾民众意见为主、大陆民众建议为辅”的特点。
暨南大学台湾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鹏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出了“两制”台湾方案可从中借鉴的经验，主要有：平等协商，聚同化异；坚持原则，贵在行动；顾全大局，效率优先。
从意义的角度看，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教授杨泽军认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有着深厚的法理基础，充分考虑到台湾方面的利益和感情，攸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有助于推动实现伟大“中国梦”，为祖国的和平统一指明方向。
全国台联研究室原主任陈立谦认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是两岸同胞共同维护一中现状的客观选择，是谋求两岸同胞共同福祉利益的最佳方案，是新时代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
与会台湾学者则侧重于关切“两制”台湾方案在台湾的民意基础。中国文化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副教授李孔智表示，“一国两制”面临的是一个被妖魔化、污名化的台湾市场，“一国两制”不被台湾民意市场所接受。大陆方面必须设法改变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知，提出更具创意、超越港澳经验的模式，善意回应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的期盼。
中国文化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博士欧阳新宜也谈到，在台湾，除了少数学术精英分子之外，台湾民众普遍不赞成“一国两制”，原因是因为“一国两制”在台湾长期被污名化，大多数台湾民众并不瞭解“一国两制”。如何化解“一国两制”被妖魔化的现象？欧阳新宜认为，文化融合很重要。
经由上述梳理，需要认识到的是，我们在不断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内涵、关切“两制”台湾方案重大意义的同时，也必须正视其在台湾所面对的“被污名化”的问题。两岸为祖国统一大业而奋斗的仁人志士们在进行“两制”台湾方案的初步设计时，需要充分考虑和体察台湾的社情民意，回应台湾民众的期盼。
五、“两岸融合发展”：路径与思路
若说“两制”台湾方案尚在探索中，那么，“两岸融合发展”则一直在践行中。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两岸融合发展论述，逐渐形成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对台工作重要思想，为实践和平统一提供了新路径。2014年11月2日，习近平在福建考察平潭综合实验区时首次提出“融合发展”。2016年3月5日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深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2016年11月1日在北京会见洪秀柱率领的中国国民党大陆访问团时习近平再次重申，“促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符合两岸同胞共同利益。”2017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台部分相关表述由以前的“推进两岸经济融合发展”提升为“推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2019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福建代表团审议时，提出“积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两岸融合发展”成为近年来涉台研究的一项重要议题。
本次研讨会上对“两岸融合发展”进行阐述的发言众多，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出了两岸融合发展的总的原则和思路；二是关注两岸经济融合发展；三是关注两岸社会融合发展。
关于“两岸融合发展”的总原则和思路，多位专家就此发表高见。上海市台湾研究会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严安林认为，应当加强舆论宣传、理论建设、制度建设、管理创新、平台建设、融合研究、法制基础，为推进“两岸融合发展”奠定思想基础、理论基础、政策基础、方法基础、落脚点和支撑点。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唐永红表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应以增进“共同利益、国家认同”为目的，“以群众路线、民间交流”为路径，以“整体+区域、两条腿走路”为方式，以“同等待遇、单向融合”为先导。海棠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朱凤芝表示，推动民间交流甚至城市交流是当前为推动“两岸融合发展”最需要做的工作。
关于两岸经济应融合发展，闽南师范大学两岸一家亲研究院副院长吴凤娇提出了对策和建议，要以制度化合作为引领打造两岸特色的共同市场，以“新四通”为抓手推动两岸“应通尽通”，以GVC和NVC的并行思维探索实现两岸产业嵌入式合作，积极构建“自下而上”的两岸经济融合发展新机制，充分发挥福建自贸区及两岸产业合作区的先行示范功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任振宇主要分析了两岸经济融合发展对台湾经济的影响，他认为，今年两岸经济合作不断加深是台湾经济得以平稳发展的前提，两岸经济合作客观上起到带动台湾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动台湾走出“平庸经济”。
关于两岸社会融合发展，学者们是从青年、医疗卫生、文化等角度出发进行探讨的。
重庆两岸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湛玉钊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研究生黄国晖对青年融合发展议题表达了看法。湛玉钊认为，两岸青年融合发展是解决两岸从和平发展走向和平统一的新思路、新途径。两岸青年融合发展应遵循先经济融合后文化融合、先单向融合后双向融合、先局部融合后整体融合、先易后难的融合发展思路。黄国晖指出，两岸青年融合发展要实现两岸价值求同存异、增进两岸文化认同、精准对接发展两岸创业平台、明确制定具体可操作性法规。制定惠台措施同时应纳入岛内法律的制约因素。
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胡琳谈到了两岸医疗卫生合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建议，如进一步开放台资办医的投资限制，出台有关台湾医务人员资格认定的管理办法，允许台湾同胞享有与大陆居民同等医疗卫生服务待遇。
四川省台湾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陈井安探讨了新时代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文化的路径，提出了四种基本形式——两岸教育交流合作、两岸文化产业合作、两岸民俗宗教交流、两岸中医药和法界交流。中国文化大学文学院院长黄藿提出以儒家王道文化作为两岸融合基础，认为王道思想不仅是治国的良方，也是两岸之间、甚至是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和睦相处、维持和平共荣的良方。
综上所述，两岸学界对“两岸融合发展”从总到分、从大到小、从问题到策略都研究得颇为深入。“两岸融合发展”不仅作为一种理念，更作为一项实践，必将在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中起到重要作用。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9年10月号，总第26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