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八骏指出，另一方面，香港由港英管治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的过渡，也开始处于由“承前”向“启后”转变。
他说，从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到特区第一个五年，强调平稳过渡，亦即“承前”，尽可能保留九七前的东西不变。从特区第二个五年开始，出现“承前”向“启后”转变的迹象，表现在董建华先生推行高官问责制以及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立即激起传统观念、利益群体，包括顽固反动势力的抵制和反对。
他表示，曾荫权上台后，只能“承前”无法“启后”。但是，香港一定要向“启后”转变，因为，关于一国两制的认识和实践，已由经济、政治都讲“两制”忽略“一国”转变为经济讲“一国”政治仍强调“两制”，正在朝着承认“两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要以“一国”为前提和基础的目标转变。所谓“启后”，就是实现这一目标，开创香港特别行政区新纪元。
周八骏说，第四任行政长官竞选，就是在这样一个转折点上展开的，因此，无论斗争还是认识，都表现得特别错综复杂。应该承认，爱国爱港阵营对哪一位候选人更适合在当前条件下出任行政长官的认识迟迟未能统一，也是这次竞选特别激烈的一个因素，假如早一点取得统一，所谓建制派的分裂不会到今天这样严重的程度。
他说，的确，在2003年七一后不久，唐英年接替梁锦松出任财政司司长，他是被视为行政长官备用人选。曾荫权接替了中途离任的董建华，没有改变唐英年是候任的行政长官人选。在第三届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一职上，中央启用唐英年，这个趋势就更明显了。问题在于，大家都以为唐英年是下届行政长官不二人选，对方据此做了策略调整，争夺曾荫权之后的管治队伍。然而，事实证明，唐英年的政治观念是模糊的。他在竞选最后关头，实际提出的口号与反对派的政治口号相接近，他和梁振英之间有原则性差别。但这一点在很长时间里是被掩盖了的。唐英年之所以在很长时间里成为一个“众望所归”的人选，是政治模糊的结果，这个结果，和出现所谓“建制派”这一新标记是一致的。在我的印象中，他们不愿称自己是“爱国爱港阵营”，称自己是“建制派”，用这个口号把各种政治势力以大杂烩形式相包容，同时取消民主派是反对派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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