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大陆学术界观点，“习五条”所宣导的探索“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一国”是根本，是灵魂，至今为止两岸对此具有几乎无法调和的重大原则分歧；而“两制”，因具有多元化的开放与包容，具有相当大的弹性与回旋空间，相对而言台湾方面应该比较容易接受。但由于民进党当局视大陆为仇敌，进行竭尽所能的歪曲、抹黑，其结果使台湾社会视“社会主义”为怪兽而无法接受。而这一点恰恰印证了“两制”是“一国两制”构想中最大创新与亮点。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竟然能够在一个国家内部同时存在，古今中外从未有之。早在1979年1月8日，邓小平在回答美国客人提问时就指出，“将来台湾实行什么制度，可以根据台湾人民的意志决定，愿意选择什么就选择什么，如果台湾人民感到它的现行制度要保持一百年，这个可以。我经常说一百年、一千年，意思是指长期，我们不会用强制的方法使它改变”。在这里邓小平说得很清楚，因台湾同胞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生活这么多年，比较习惯了，不必两岸一和平统一，立时采用强制的方法迫使它改变。而最令人崇敬的是，邓小平的国家统一的战略思想考虑、谋划得更多更远，1981年8月26日，他对一位海外知名人士说，如和平解决不可能，不排除以武力形式解决台湾问题。即使武力方式解决，台湾的现状可以不变。什么叫“台湾的现状可以不变”？就是说即使武统后，两岸仍然可以实行“一国两制”。可是依照大陆武统派人士的观点，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后，两岸必定是“一国一制”。这与38年前邓小平的上述论述相比，眼界、胸怀、气度相距是何等之远。
武统后究竟对台湾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还是仍维持资本主义制度，这对两岸，乃至于全世界的影响很大。虽然现在就谈这个敏感问题似乎显得有点太早，其实这是一个涉及到两岸统一何去何从的重大问题，将这个问题说得明白说得透，绝对有利于台湾的和平统一。假设是武统，北京治台有两种模式，一种是通过军管，强力直接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中央委派官员主政台湾，慢慢将台湾改造成社会主义的新台湾。另一种模式是军管后，过渡到原来和统所设计的“一国两制”模式。依笔者考虑，比较赞同后一种观点。因为按照上述邓小平所设想的“一国两制”，武统后台湾若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所遇到的阻力与障碍会相对较少。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有利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的发展。历经一段时间的过渡，当社会主义的竞争力超过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各种优越性胜过资本主义，岛内民众自然而然会从向往以致跃升到自我重新认定与选择。
三、“一国两制”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长期以来，“一国两制”在台湾已被民进党妖魔化、污名化，这是不争的事实。在两岸同胞携手探索“两制”台湾方案的过程中，为坚定必要的信心，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清楚看到“一国两制”已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有利于大陆在对台问题上，比坚持“九二共识”更坚定地坚持推进“一国两制”。为了清楚表明这些来之不易的成果，选用以下两个数据加以说明：
一是去年大陆开始颁发台湾同胞在大陆居住证。这项被称为大陆最接地气的惠台措施，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受到广大台胞欢迎。但与此同时，蔡英文当局认为这项举措是大陆推行的新的“统战阴谋”，不利于民进党在台湾实行绿色恐怖统治，故千方百计对欲领证者进行威胁、恐吓，一再扬言要予以严厉惩处。但自有定见的众多台胞并不就此就范屈服，仍积极主动向大陆主管部门申请领证。据台湾陆委会公布数据，至今年6月底，已有10多万台胞公开领证，而据笔者所瞭解，实际领证者是这个数据的好几倍。
二是在2300万台胞中，长年在大陆学习、创业、工作、生活的有近300万人。这些台胞在大陆的居住期有许多都超过了30年。近年来，创业成功者纷纷把在大陆企业的所有权、经营权转交给了儿辈、孙辈。而他们的子孙辈高高兴兴地接过长辈重托，埋头苦干。他们的所作所为实际是心甘情愿接受大陆的“一国一制”，而非“两制”。近300万人占台湾人口总数的13%之多。另有更多的台湾民众公开或隐性地认同“一国两制”。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言行，破除了蔡英文一再宣扬的论调：台湾绝大多数人坚决反对“一国两制”。
四、“两制”并存究竟孰优孰劣
在“两制”中，首先要回答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对于前者，岛内社会比较清楚，因为现在台湾实行的社会制度就是资本主义。但要回答后者，尤其是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知者寥寥无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大陆现在实行的社会主义，与前苏联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大陆实行的社会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所有制方面，有全民、集体和个人，还有三者彼此之间的各种混合制。意识形态方面，主体是社会主义，但除了社会主义，还有多种元素存在。从多元、开放、包容的角度来观察、思考“一国两制”和“两岸统一”，两岸双方比较容易达成更多宏观共识。这一点相当重要，却为岛内思想界、学术界、媒体界所忽视，甚至歪曲。
而第二个问题更为重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究竟孰优孰劣？！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海峡两岸没有民族与文化认同问题，有的只是制度与生活方式之争。”这是1996年李登辉就职演讲中的一段谈话。虽然李登辉只点出“制度之争”，并没有论述孰优孰劣，但是主动抛出“制度之争”，已反映当时台湾的自信。事实上，23年前的台湾方方面面的发展，有自信的底气。
曾几何时，台湾不再谈“两制”的孰优孰劣，宁重建围墙铁幕，反倒是大陆国台办主动提出“两岸开始进入制度和人才之争”，展现自信，愿意与国民党、民进党一起比试比试，看谁更爱台湾，谁让老百姓有更多元的选择，谁给民众更多的希望与幸福。长久以来，在制度面上瞧不起中共乃至于妖魔化中共，一直是绿营获取权力的主要手段。如今，绿营口中的“妖魔”，却以极大自信提出“制度之争”，要和台湾的政党比谁“爱台湾”，这戳到了蔡英文当局的痛处。
什么是“制度之争”？国台办提出的标准是“能够让民众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能够给民众提供更好的发展机会和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个定义虽不够周全，在情在理却很难反驳，毕竟台湾人才“用脚投票”已成为趋势，大陆显然站上制度之争的上风。
多年以来，台湾在追求民主的路上，一直有个想当然的认知：民主政治具有不容挑战的优越性与正当性。但这样的想当然，就今日具体实践的结果来看，并没有那么理所当然。首先，相较于大陆政治体制所展现的高效率，台湾民主制度的低效率，早已拖慢乃至于拖垮了经济的发展。更不幸的是，即便治理效能不如大陆，公共建设与经济发展落后大陆，但如果人民拥有充分的自由权、执政者的权力能够受到节制、私人财产受到充分的保障，人民或许还愿意忍受较差的公共建设与较慢的经济成长。
可是，现在连这样的公民安全感，也在快速崩解中。国民党虽然颟顸无能，对权力却知所节制。民进党上台后则倾其所能集中权力、垄断资源，制衡机制正快速遭到破坏。立法权成了行政权的橡皮图章。在行政立法两权一体的极权模式下，执政者透过各种有“违宪”疑虑的立法，清算追剿在野党，彻底瓦解政党政治。就连本应超然独立的司法权，也在行政权的干预与监察权的骚扰威吓下，独立性逐渐消失。民进党当局甚至授权“总统”与“立委”，介入最高法院与最高行政法院法官的遴选与任命。所谓的大法官都变成了民进党的自己人，这还了得？民进党执政短短3年多，已建立行政、立法、监察、司法“一条鞭专权”机制，贯彻了连美国特朗普都做不到的“赢者全拿”。民进党状似罹患权力贪婪症的暴发户，想掌管舆论，操控社会共识，无所不用其极想要集权。民进党的滥权，凸显台湾民主政治与选举制度，确实存在严重的、无法改正的弊端与问题。
看看大陆，前些时候《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指出：“北京治理模式在最短时间内把最多的人民拔离贫穷，人类历史从未得有。”美国的学界与政界，都开始正面看待中国奇迹背后的制度优点，台湾还能继续夜郎自大、坐井观天吗？
两岸都应该敞开胸襟地看待这新一波的“制度之争”，并且在“台湾人就是中国人”的民族认同基础上，进行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竞争。变迁的背后，折射的是大陆40多年的长足进步。这40年也是两岸开启交流的40年。令人庆幸的是，台湾人既参与了大陆发展进步的过程，也见证了这一过程。可惜的是，当大陆由衰转盛，台湾却由盛转衰。两相对比，有识之士忧心不已。但台湾社会长期以来受制于“反中仇中”意识形态宣传的桎梏，不能理性面对大陆发展的成长与成功经验，却习惯盲目贬抑大陆，对繁荣强大的中国大陆视而不见已成为所谓的“政治正确”。但大陆的存在却不因台湾的忽视而消失，尤其大陆的国际影响力早已今非昔比，与日俱增。民进党一再抛出的掩耳盗铃式的中国观，实在是令人可笑又可悲。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9年9月号，总第26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