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精神病成为挡箭牌 巴东抓住救命稻草
1、巴东抓住抑郁症做文章 “约束性保护”邓玉娇
巴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对当地政府的形象还是官场的影响都是极为不利的，但要挽回影响就要从邓玉娇事件中吸取教训，强化法律和制度，对官员加强管理和教育，现在这方面如何进展没听说，却总是在邓玉娇“故意杀人”和“抑郁症”上大做文章，就在事故发生后的12日，邓玉娇就被送进了恩施州优抚医院进行检查鉴定。被送到该院后，院方采取了“约束性保护”措施——她的手腕和踝、膝等部位被用布条约束后固定在病床上，活动能力和活动范围均受到限制。这一幕我们时曾相见，这到底是担心邓玉娇有精神病，还是纯心要让邓玉娇患上精神病？因此公众更有理由担心，邓玉娇会被“治疗”成精神病。（北京《环球时报》）
有着丰富办案经验的巴东县公安人员，应该从一开始就知道，邓玉娇是在自我防卫过程中，因过当将邓贵大刺死。而且，具有自首情节的邓玉娇，不可能患有精神病，不然的话，案发后，她不可能“用自己的手机拨打110报警，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行为”。（重庆华龙网）
2、力证邓玉娇患有精神病 维护当地官场形象
精神病鉴定可能沦为强势犯罪嫌疑人的“免罪金牌”，一直以来被法律界人士担忧，而今却被用在无权无钱的女服务员身上，似该为公正法律喝彩。因为依照法律，抑郁等精神病症患者在处罚量刑时从轻，更有甚者免予起诉。但在笔者看来，这非但不是邓玉娇的幸运，某种意识上讲有转移公众视线、回避案情真相之嫌。（广东《广州日报》）
在邓玉娇刺死邓贵大的事情发生以来，有两种迹象很让人蹊跷。一种是千方百计寻找证据治邓玉娇的罪，另一种又极力让邓玉娇患上“精神病”，也就是为邓玉娇开罪。这两种迹象看来是矛盾的，但不管怎样可以看出，一切还就是为了维护死者和伤者的“尊严”。因为找出邓玉娇“故意杀人”的证据，这就说明死者和伤者多少有“含冤”的成分，而邓玉娇如果真是“精神病”，死者和伤者的“含冤”成分就更高了。因为“精神病”患者杀人可以减轻刑事责任，但同样杀人也可以不需要理由，邓贵大如果死在精神病人之手，他不仅能为自己争得几分“尊严”，更能为当地的官场形象增添几分“光彩”，至于那种“特殊服务”就可以忽略不提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邓玉娇的“精神病”也是当地想挽回官场形象的最后一根稻草。（北京国际在线网）
3、最终放弃精神鉴定王牌 巴东警方自打耳光
虽然为邓玉娇案的侦查没有被拖成“周老虎”感到庆幸，但在巴东警方依法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之时，我们却还在“犯糊涂”。不是怀疑邓玉娇精神有问题吗？为什么不同时公布相应的鉴定结论呢？
我们不妨来捋一下巴东警方起初的这张“王牌”。案发后，警方在邓玉娇包内发现治疗抑郁症的药物。5月11日，邓玉娇因涉嫌故意杀人被巴东县公安局刑事拘留。次日邓玉娇被送到恩施州优抚医院进行检查鉴定。再看之后的有关报道，有邓玉娇母亲说女儿长期服用抑郁症药物的，有邓玉娇的知情者说其经受过多次精神打击的，还有邓玉娇被送到医院后，被院方采取了“约束性保护”措施的。种种迹象都在表明，邓玉娇的精神的确出了问题，至少是疑似犯病。（上海解放网）
然而，就在人们迫切想知道警方的申请鉴定结果时，有关其精神问题的说法却出现了惊人的转机，不仅警方不再涉及有关精神鉴定的一个字，而且还根据律师的申请幷考虑到邓玉娇的身体状况，对其变更了强制措施，实施监视居住。而最终的侦查更是对邓玉娇精神问题只字不提。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当地警方从起初的当作重大案情突破，到现在的几乎是彻底地放弃了这张“王牌”，答案我们只能猜测：或许是邓玉娇根本就没有什么精神问题，那个“包内发现治疗抑郁症的药物”或许是有人故意放入转移视线的“计策”；亦或警方已对其进行鉴定，因结果不在预料的范围，于是干脆来个语焉不详？当然，也极有可能警方什么也没做，他们觉得与其去做很不确定的精神鉴定，不如以一个“防卫过当”来“统包”。（江苏《扬子晚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