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而言，地方立法也有一定优势。深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本来就有“地方立法”的特殊政策；个别地区的立法活动，成则可以推广，败也可控制。审视深圳《条例》，分总则、申请与受理、管理人、债务人财产、破产费用与共益债务、债权申报、债权人会议、重整、和解、破产清算、简易程序、法律责任和附则，共计157条，也不乏“最长5年可以得到债务豁免”“设立管理人”等立法亮点。
但问题是，“个人破产”幷不是一项只关乎一地的事情。在其他地区尚未“开通”的情况下，仅是深圳一地豁免个人债务，很容易让不利后果“乾坤大挪移”，导致其他地方为此埋单。况且，《条例》规定的限制消费等措施，也需要外地通力配合，而一部效力有限的地方《条例》，幷不能确保“令行禁止”“一呼百应”。此外，立法“个人破产”，也幷非“真空地带”，关涉诸多国家法律，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可不慎重推行。
之前，浙江省温州、台州等地法院开始审理若干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经管理人调查和法院审理后，对认定无失信行为的被执行人，通过“破产”予以实质性退出案件执行，这也被认为是暗行“个人破产”。但是，这种缺乏国家立法层面支持的“曲径通幽”方式，注定难以持久，也难以经得起法律检视。从这个角度说，“个人破产”立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宜地方唱“独角戏”。乘改革之东风，站在国家层面统筹推进立法，效果会比囿于一地“破冰”好得多。个人破产立法应下一盘更大的棋。（来源：经济观察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