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一些平台则是提供同质产品，且具有相互替代关系。这类平台之间的互通，不仅平台本身可能不愿意，而且即使互通了，也只会产生零和博弈的后果，对社会福利未必有正面的效应。对于这类情况，除非其中的某一方是具有必需设施性质，一般不应强行要求它们互通。总而言之，互联互通是好事，但也不能一刀切、一蹴而就，而应该实事求是，让能够互通的、容易互通的先通起来。
引领创新承担责任 寻求关键技术突破
记者：强化反垄断、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归根结底是为了促进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权益，让我国的数字经济更具竞争力和发展活力。在坚持平台经济规范和发展幷重方面，有何具体建议？
薛军：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利用人口红利和基础设施优势，获得了较强的国际国内影响力。
不过从真正的核心技术来讲，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互联网是没有边界的，未来世界必然是互联互通的。举例来说，阿里如果将来搞不好，亚马逊就会来做我们的生意。所以中央强调，对于平台企业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两手幷重、两手都要硬，监管规范就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发展。
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也要去引领全球技术创新，承担未来大国信息技术革命竞争中的发展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幷不只是做点扶贫救灾之类的社会公益项目，而是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加速技术研发与科学进步。
许可：中国移动互联网是超级App主导，彼此之间是超越自己细分领域的生态竞争。这种生态竞争的激烈性与活力性，对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发展有好处，不仅消费者从中得到较多的实惠，市场机制发挥得也较为充分，而且产品在商业模式领域都是世界级的。不过，尽管中国的超级App可以满足客户的多层次需求，但问题在于流量至上，把争夺用户当成主要发展方向，可能会造成恶性竞争，因此需要进行规制。
李三希：构筑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新优势，关键在于创新。近段时间国家的政策重心，就是要规范数字经济市场主体的行为，让企业能够更加聚焦创新，在此基础上做大做强。过往中国数字经济商业模式的创新，离不开国家电信、物流等基础设施的搭建和相关优惠政策，未来可以采取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或摊销等经济手段，逐步缩小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资本回报率差距，鼓励数字经济企业进一步面向国家的“卡脖子”领域加强技术研发，实现我国在高新技术领域更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来源：法治日报 记者：张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