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记者：香港回归以来，在教育治理方面有过经验也走过弯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您认为应该如何构建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香港教育治理体系？
李环：香港教育领域的事务，按照基本法的规定是属于特区政府高度自治范围内的事情。2019年“修例风波”的时候，社会上、网络上对教育问题的反思比较多。对于特区政府来说，回归后的20多年也确实有一些值得总结的地方。如果简单来讲，教育问题根本上分几个层面：第一，学校要教什么，这涉及到教科书的编排，教学资料的准备；第二，要怎么教，这涉及到具体的课程设置，包括课外活动的一些安排，因为香港的学校有很多种，有官立的，有直资的，有私立的，每一种情况都不一样，教育局的参与程度也不一样；第三，是谁在教，这涉及从幼稚园到大学整个教师队伍的状况。从之前香港的情况来看，最主要的问题可能是出在谁来教。以通识课为例，从早期的课程设置来说，初心是好的，基本上也是想培养出有责任感的下一代，当然在具体的细节上，包括一些教材的使用上，教育局可能在监督疏失的地方，但更大的问题来自于教授这些课程的人。有些老师能够客观地讲授课程，但有些老师会把自己的偏见甚至是错误的观点传递给学生。比如鸦片战争，不同的老师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所以谁来教学生就成为教育领域的核心问题。
教协没有解散前，对香港教师的影响力是相当大的，其理念也是得到不少教师认可的。现实中，教师是需要一些明确的指引的。教协解散后，教联会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教育局的工作也要加大力度，本该发挥的监督作用也要跟上来，这样才能有助于构建适合“一国两制”架构的教育体系。
中评社记者：拜登政府上台后，中美战略继续博弈，“竞争与合作”、“遏制与反制”、“对抗与接触”同时存在。国际秩序面临现实挑战，大国关系复杂多变。香港在新时代的中美关系大局下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与机遇？
李环：讨论香港问题离不开中美关系及国际形势，随着中美关系从之前的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接触策略，到现在变成竞争+合作+对抗。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也在香港问题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近年美国对香港的制裁，不仅仅是因为香港发生的一些事情，更重要的是在整个中国发展过程中，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从1992年美国-香港政策法的出台，到2019年美国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香港自治法等，美国与香港关系也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现在我们就是基于这样的大背景来研究香港问题的。
香港在这样的情况下，挑战其实是更多了，当然挑战的过程中也会有一些机遇出现，这取决于整体目标。面对挑战，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避免香港成为中美关系的破局之地。前两年，中美两国围绕香港问题短兵相接，反覆博弈，包括对双方人员的制裁与反制裁。目前这种局势并没有改变，美国还会继续以前的制裁手法，知道它感觉在香港问题上该打得牌已经打得差不多了，再继续的话，可能会真实地损害到美国自己的利益了，才可能会暂时停一停。当然，还可以继续打其他的牌，像新疆、台湾、南海等。
这一年以来，大家感觉香港的情况较为缓和，这是因为新疆、台海问题的突出，不代表以后美国不会对香港进行制裁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香港能在整个中美关系的大局下做些什么，在中美关系的发展及转变过程中，香港能否发挥独特的缓和或润滑剂的作用，这就是香港需要在中美关系中寻找的机遇。
另外，美国对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的政策持续缩紧，导致中概股转为香港上市，这短时期内对香港的金融发展是利好。但是在美国依据其国内法律根本性改变对港政策后，还是会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未来的发展形成一定压力。因为美国是战后整个世界金融体系的缔造者，虽然这个体系也不断有变化，但整体架构没变。香港的金融体系与架构实际上是西方金融体系架构的一部分，就像是整个拼图上面的一块，所以在目前中美博弈的情况下，香港作为中西方间的桥梁难免受到影响。香港要做的是尽量把这些影响降到最低，因为国家还是需要香港作为一个桥梁连接海外，同时也需要香港保持原先的国际竞争力。香港要在国家的支持下，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过程中，继续肩负中西桥梁的沟通作用，继续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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