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国联组织的调查团来中国调查“九·一八”事变实况。随同国际反战调查团来到北平的法国女记者绮达·谭丽德瞭解了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状况，特别是中国新艺术的发展，深受感动，同斯诺夫妇商定在欧洲举办一次中国革命新艺术的巡回展览，并请鲁迅在南方组织筹集作品，请王钧初、梁以俅等负责创作和在北方征集艺术品。艺术家夜以继日地创作完成了32幅具有中国特色的木刻。鲁迅多方联系，委托陈铁耕、陈烟桥具体收集，亲自编成目录，拜托姚克译成英文寄往巴黎。
1934年3月14日至30日，“革命的中国之新艺术”展览在法国巴黎举办，展出90幅木刻作品，“掀起了巨大的同情和激动”，后转至苏联莫斯科继续展览。作品中，中国民众身上蕴含的革命激情给了欧洲观众以强烈的视觉冲击。
除以上艺术策展外，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公开展览并影响较大的木刻展览还有“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八仙桥青年会举办的春地画展、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以及在中华学艺社举办的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等等。鲁迅或提供外国原拓展品、木刻工具，或撰写序言、编印画册、积极推广。
“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
独立的艺术家策展人要有宏富独特的收藏。鲁迅生前共收藏有两千多幅外国版画，尤为重要的是其购买的珂勒惠支的作品。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当看到30年前在地球另一端的德国，有一位具有“深广的慈母之爱”的女性艺术家同样也在聚焦战争，以“困苦，饥饿，流离，疾病，死亡”“呼号，挣扎，联合和奋起”为题材，“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怎能不引发鲁迅痛彻心髓的深深共鸣？
因而，他执着地策划举办画展，将锐意搜购的外国版画由私人藏品转变为公共展品，特别是对珂勒惠支版画、苏联革命版画的选取和陈列，赋予了画展新的形、新的色、新的思想，呈现出独有的策展逻辑与艺术话语，也终于在视觉艺术领域昭示了当年弃医从文的初心。
作为艺术家策展人的鲁迅之“面孔”，还闪现在为一系列展览所作的序言中，如《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记苏联版画展览会》等等。这些篇章也是对艺术品和艺术现象进行新阐释的展评。鲁迅从理论的高度和艺术史的发展链条上，最早对中国的版画给出了提纲挈领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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