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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范椒芬21日造访中评社香港总部，与中评社青年记者进行深度对话。（中评社记者摄） |
我认为香港的公务员是很有潜质的，但我们需要一位很有远见、很有领导力的行政长官，去指出方向，相信大家都会各就各位，做好自己的本份。我们不能无为而治，那大家走的方向便很难一致。
举一个例子，现今社会常说贫富悬殊的问题，如果我们有一个中央的指示，要解决和处理这一问题，每一部门都可以出自己的一分力。我觉得政府需要中央统筹，政务司、财政司和行政长官要制定一个基本的治港理念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令每一个局都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加上密切的协调和统筹，便可以解决问题。
香港的管治是否做到了行政主导呢？这就涉及到制度本身，权与责之间是否达到平衡。现在政制本身就有缺陷，比如香港政府需要担当很多责任，但在立法会却一票都没有。再例如，区议会选举的范围很小，自然令到目光专注在选民身上，不能为整体的利益做事，而且区议会只是一个咨询组织，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反对政府的声音居多，反对是无需成本的，就算政府最终不采纳意见，区议员也能说我至少为民争取过。所以我觉得，虽然政制问题难以在短期内解决，但也需要让不同政党参与决策的过程，大家都一齐“落水”，不能出现大家表面上赞同，但一见社会民意反对，就马上“转軚”的情况。现在经常发现这种事，比如曾俊华派6000元也是逼不得已的，我很同情他。我也有亲身经验，当年推行语言基准的政策，很多教师、家长、教育学院等都说，教师语文水平很重要，测试水平要定得严，但是后来教师一群起反对，我一回头，怎么原本支持我的人、那些提意见的人都不见了呢！我上任时那件事刚出炉，真是伦敦桥掉下来一样！因此，我认为咨询委员会应该吸收多一些不同背景人的意见，而大家讨论之后，就要同共承担责任，尤其是有政党背景的人，不能因社会舆论转向而转向，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所以说，香港的管治要做到行政主导，要分几步来走。首先，领导人自己要先有导向和理念，要与社会充分沟通，并得到社会基本认同其大方向。至于推行具体的政策，需要更多民众和政党的参与，包括行政会议的参与，过程要公开透明，不要等到“米已成炊”时才在行政会议希望大家集体负责，这是不太合理的。
我从全国人大的工作里学到，国家有很多做法都很值得我们参考。第一点是做政策是要有足够的规划、调研和数据的支持，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第二点是整个团队需要明白政府在整体方向上是在做什么事，知道国际、国内的形势和香港所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大家都有共同的背景认识、共同的理念、共同的优次顺序，大家就可朝着这些目标来制定具体政策。如果政策做的对头，可以针对社会的时弊，社会人士便会认同政府，争议也会因此而减少。重要的是，让整个香港明白挑战在那里，需要做些什么事，然后大家尽量协调，因为没有一个政策可以满足每一个人。记得一位哈佛大学的教授在讲到领导力时说：领导力就是能让民众了解到社会的转变，让民众知道自己也需要转变，最难的是让民众愿意为长远和整体社会的利益做出短期牺牲。这就是对领导力的三个不同层次的要求，像一个三步曲：先要认知，然后认同，最后愿意牺牲。
我们并不希望要一个专制的行政主导，而是自己本身有方向，并能够带领民众一起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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