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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伟峰在台湾客家文经高峰论坛用客家话演讲:客家与媒体,影响力穿透整个中华民族。 |
中评社╱题:“客家与媒体:影响力穿透整个中华民族” 作者:郭伟峰(香港),中国评论通讯社社长
如何看待客家与媒体的关系?作为一个客家人,我认为,如果以少数族群权利概念或者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来作分析,很难做到深入把握客家与媒体关系的内涵实质,容易给表象迷惑,让客家与媒体的关系变成弱势者的概念。所以,如果要分析客家与媒体的关系,就必须放在客家精神的范畴中,加于对照、反思以及获得新的启示。
在近代中国历史,客家族群是最具革命性的族群,客家人与媒体的结合,更多是因应民族革命的需求。可以说,中华民族的灵魂再造,中华民族的兴亡大业,与客家人及媒体密不可分。客家与媒体关系的特征,从来就是客家精神的具体反映和体现。
客家精神是什么?公论认为,吃苦耐劳、艰苦奋斗、拼搏的精神,勇于开拓、不断进取的精神,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心,勇于革命,溯本思源、怀国爱乡的精神和赤子之心,克勤克俭、崇尚文化、聪明好学的好传统,精诚团结、互相帮助和孝顺父母的优良传统。(注:见百度百科)
有专家归纳为:1,迁徙精神;2,团结精神;3,崇文精神;4,尚武精神;5,崇正精神。(注:客家文化在世界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丘立才)
我个人认为,客家精神内涵丰富,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五点:第一,开拓进取精神。第二,团结坚韧精神。第三,匡扶正义精神。第四,民族自尊精神。第五,崇尚文化精神。
以上归纳的客家人精神,就是本文论述及参照的背景。
客家新闻思想与客家精神一脉相承
讨论客家与媒体这个话题,一定要回顾历史,要对客家人的新闻思想做一个基本认识。
第一,客家人的新闻思想认为,媒体就是有助于治理国家与反映民意、实施教化的资讯载体。
客家人最早、最系统的办报思想,出现在太平天国。作为太平天国革命的主体,尤其是基本队伍,就是由客家人组成的。而它的领袖人物,早期的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石达开等,均为客家人,后期的洪仁轩、李秀成、陈玉成,也都是客家人。
太平天国虽然没有办过报纸,但有过办报的主张。太平天国的办报思想,主要反映在洪仁环的《资政新篇》上。资料显示,洪仁环是洪秀全的族弟,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准备时期,曾与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在香港、广东一带居住多年,接受了一些资本主义思想。太平天国己未九年(西元一八五九年),洪仁环到天京,向洪秀全提出了一份建议书——《资政新篇》。建议书中,除了提出修铁路、开工厂等主张外,还建议设立新闻馆,出版“新闻篇”(即报纸),得到了洪秀全的赞许。首先,他提出“设新闻馆以收民心公议,及各省郡县货价低昂,事势常变。上览之,得以资治术;士览之,得以识变通;商农览之,得以通有无。”他认为出报纸可以掌握民心,收集舆论,沟通各地的政治、经济情况,瞭解其变化和发展,有助于得到治国治民的办法;做官的看了,有益于审度时势,因时制宜;经商务农的黎民百姓看了,则有补于瞭解经济情势,进行物资交流。其次,他提出“照法律,别善恶,励廉耻,表忠孝,皆借此以行其教也。”这里洪仁环特别强调新闻篇的教育作用,把它看作是实施法律、积善扬恶、奖廉励耻的有力工具。
可见,太平天国的新闻思想已经具备治国、教化的意识,特别突出了匡扶正义的精神,这些都是客家精神的具体体现。
第二,客家人的新闻思想认为,报刊是进行革命、拯救国家、维护民族利益、抵御外敌的最佳舆论工具。
最能够体现这样的新闻思想,当属客家人孙中山不可。
1905年《民报》创刊之际,孙中山亲自撰写了《民报发刊辞》。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提出了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主义)这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纲,同时阐述了自己的舆论观和革命报刊应具备的职能。
孙中山说:为什么称革命报刊是“舆论之母”?是因为人群有先觉者,有后觉者。先觉者必须掖进后觉,一起前进。“夫缮群之道,与群俱进,而择别取舍,惟其取宜。此群之历史既与彼群殊,则所以掖而进之之阶级,不无后先进止之别。”“由之不贰,此所以为舆论之母也。”他说,引导舆论是少数先进分子的职责,利用报刊这一舆论工具来教育人民,引导人民,使人民觉悟,起来实行革命,这就是革命派办报的宗旨。
须知,近代以前,中国人基本上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观念。习惯上所说的“华夏”、“汉人”、“唐人”、“炎黄子孙”,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称谓。1902年,梁启超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一向宣导“革命排满”的孙中山也接过了“中华民族”的旗号,在1912年进一步提出了“五族共和”,号召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来达到民族融合和民族和谐。可以说,中华民族的概念的型塑,最后是完成在客家人的媒体之中。孙中山的新闻思想具有客家人的强烈的民族自尊精神,以及勇于革命的精神,与中华民族概念的完善过程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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