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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电影中的游民意识 | |
http://www.CRNTT.com 2009-02-08 06:39:00 |
有两个中国演员最能够体现这种不问真假、不知真假的意味,一是葛优,一是赵本山。当然许多情况下是出于“善意”。赵本山在张艺谋拍摄于2000年的《幸福时光》中扮演一个下岗工人,用他的女朋友斥责他的话来说:“从头到尾没有一句真话”。为了讨好女朋友,他谎称自己有五万块钱结婚;接着,进一步谎称自己是一家叫做“幸福时光旅店”的经理,其实只是改造了一辆废旧汽车后来还被拉走了;他谎称给女朋友前夫的盲女儿找了一个按摩的工作,其实那是在停工的车间里,几个同样下岗的伙伴假装成病人来安慰那个双目失明的女儿,这些人与赵本山一样不务正业,不知道他们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最后玩笑开到了人民币的头上——这些人给不出按摩所需要的小费。于是用纸头裁成人民币大小,当作钱去骗那个可怜的孩子。而女孩为了安慰对方,也不戳穿这个善意的谎言。谎言如何变成了现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了最为自然的、不可推翻的坚固“事实”,在某种意义上,这倒是与目前的中国现实有一种相关性或者匹配。但是影片毕竟不是现实本身,而是重构的现实,在它看起来天衣无缝的谎言系列中,有一个不堪一击的起点,即赵本山对女朋友说他“有五万块结婚”。 人并非一个谎都不撒,但是如果是在没有多大压力之下仍然要撒谎,并非迫不得已之下撒弥天大谎,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四 游民与世界中的权威 1999年4月18日,一年一度的戛纳电影节举办前夕,张艺谋公开了他写给这届电影节主席雅各布的信,信中说,他准备撤下已经送去的两部参赛影片《一个也不能少》与《我的父亲母亲》,原因是在公布候选影片名单之前,雅各布公开谈到张艺谋的新片,认为是在“替政府做宣传”。应该说,作为电影节主席,雅各布从影片与政府的关系上提出问题进行发难,显然是不恰当的,也是逼人太甚;但从中也的确暴露出西方电影节对于中国电影的某些期待,暴露出西方观众对于中国电影“政治上正确”的特殊要求。张艺谋在给雅各布的信中,将这种西方要求说得非常清楚:“对于中国电影,西方长期以来似乎只有一种‘政治化’的读解方式:不列入‘反政府’一类,就列入‘替政府宣传’一类。”而公开指出这一点,实际上对张艺谋十分不利在于:这就意味着,他此前参赛戛纳电影节或其他西方电影节,并接受这些电影节颁发的奖项,是认可和接受这个游戏规则的,是愿意被当作“反政府”的形象得到承认的。 当然,从眼下来说,退出参赛对张艺谋则更为有利:在已知不能满足西方意识形态要求、获奖无望的情况下,需要回过头来站稳国内的脚跟,站到中国官方以及中国市场这一边。按照有关规定,送外国电影节的国产片一是需要电影局审片,而且是需要电影局本身选送,导演和制片方都无权擅自送片,《我的父亲母亲》这两个程序都还没有走。因而即使获奖,摆在前面的结果也只能是像《活着》一样,在国内遭到封杀。而《一个也不能少》,虽然为电影局所选送,但是如果在电影节上业绩不佳,也会影响正紧锣密鼓做放映宣传的这部影片的票房。很快,张艺谋退出戛纳电影节的消息在国内媒体大加渲染,有评论认为此举是张艺谋公开挑战和明确回应“某些西方人‘意识形态偏执’”,也有评论认为,“张艺谋这次以戛纳电影节主席歧视中国电影“替政府宣传”为由退出,较过去他的某些影片被西方电影节列入“反政府”一类而获奖,可以说是一个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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