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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电影中的游民意识 | |
http://www.CRNTT.com 2009-02-08 06:39:00 |
张艺谋本人也将《菊豆》看作《红高粱》的姊妹篇。的确,这两部影片在叙事框架上非常接近。年轻美丽的女主人公都是被自己的家人卖给了年老男人,与《红高粱》中的麻风病人相对应,《菊豆》中则是一个性无能者。这样一种有着严重缺陷的人,处于秩序的最高者,当然令人难以认同。在此前中国社会主义电影中,受苦人民是因为被政治与经济这两座大山压得喘不过起来,而在这两部影片中,由社会地位造成的不公平,是通过性分配的不公平来体现的,由此而引起的愤恨不平和觊觎,便更加具有个人化色彩。 《菊豆》中的男主人公杨天青并非游走之徒,但是他甫一出场,是牵着骡子从外面回来,并且在外面一呆就是三个月,身上带着一些飘泊气息。这个细节,就像乐队演奏之前的试音一样,找准了它才能够开始演奏。他与染坊主杨金山的关系,令他始终处在一个边缘位置上——虽然称杨金山为“叔叔”,实际上一点血缘关系也没有,因为幼小时父母双亡,他是被杨金山收养的,长大以后一直无偿替杨金山当伙计。三十大几的人了,杨金山从不提给他说媳妇的事情。因寄人篱下而遭歧视和白眼,是他每天的家常便饭。张艺谋本人理解杨天青的性格主要是“压抑”,“有贼心没贼胆”,“里外不是人”[9]。而所谓“贼心”可以通过他“旁出”的身份得到解释。很可能越是遭到排挤,便越是“贼心”不死。在一种每时每刻被看作“另类”的环境中,即使是一个没有“其他想法”的人,也要被弄得有一定要有“其他想法”,而所产生的“其他想法”更表明你是一个异己分子,成了需要歧视的理由。 实际上,杨天青走得比“有贼心没贼胆”要远得多。他一边唯唯诺诺地当“侄子”,随叫随到;一边早已经与年轻婶子上了床,并有了一个孩子。他的问题是不敢公开承认自己与“婶子”的关系,不敢公开承认那是自己的孩子,过着一种完全是双重生活,白天与夜晚分开。应该说,张艺谋不是表达爱情的高手,与《红高粱》一样表现的是征服和占有一样,《菊豆》中的男女性爱关系与其说是一种爱情,不如说是一场密谋,很难说杨天青到底是需要女性,还是需要有关性平等或身份平等的想象。也许后者更加重要一些。洗却自己的污名身份,还自己合法名分,这是杨天青耿耿难忘的。因此,才有了当杨金山突然瘫痪,偷情的这一对迫不及待地私下为自己举行婚礼,希望这是真正的明谋正娶。而最终能够给予他最大打击的,便是他与“婶子”偷情生的儿子仍然管杨金山叫“爹”。在为儿子的生日举行的宴席上,当着众族人的面,他被迫举起酒杯,叫声“天百,我的好兄弟”,随即泪流满面,痛不欲生。而当儿子稍稍懂事,对母亲与他的关系表示厌恶时,他整个人完全崩塌了,一下子变得衰老无望。 像《红高粱》中的“我爷爷”游走于“黑白”两个世界一样,《菊豆》中的杨天青也骑跨于“人前”与“背后”两个时空之间。无论如何,他对收养他的杨金山是有情义的,只是在转身时才背叛他,而在背叛过后他仍然像没事人似的,一如既往地忠诚于他。这一点比较可怕——他有足够的理由说服自己接受目前这个现状,继续寄人篱下的生活,心甘情愿。多次当“婶子”提出远走高飞,都被他拒绝了。如此他真正的悲剧变成了——他不知道哪一个才是真实的自己:是人面前的还是人背后的,是穿着衣服的还是光着身子的。他最终成了自身虚无主义的牺牲品。影片中最为虚无的是结尾挡棺一场,明明是一对“奸夫奸妇”,依照习俗需要为杨金山送葬时在棺材前挡上七七四十九回,他俩却表现得那样情真意切、悲恸欲绝,恨不能倒地气绝,好像这叔嫂两人真的离不开这个丑陋的性无能者一样。一场本来是离奇滑稽的挡棺被渲染得理应如此、荡气回肠,一场谎言因此被表述成了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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