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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电影中的游民意识 | |
http://www.CRNTT.com 2009-02-08 06:39:00 |
其中的“末作”,则是“贱业”的意思,从事贱业的人们自然就是“贱民”。如果说,“流民”现象是突发事件所造成,那么“游民”以其不稳定的存在,构成了常态社会的一部分。这个社会阶层中的人们所到之处,无不遭遇正统社会对于他们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歧视,用今天的话来说,无不遭遇着某种身份危机和身份焦虑,以及感受到需要身份正名的迫切性。 在多年的研究基础之上,王学泰先生概括在自身求生存以及与主流正统社会的对抗中,历代游民发展出一套“有别于主流社会人们的思想意识”:“游民意识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反社会性。与匍匐在角色规定下的‘四民’不同,他们脱离社会秩序,失去了角色位置。他们是没有根柢、随着时世沉浮游荡的一群。游民意识的另一个特点是缺少执着的理想,游离于是是非非之间,或者说没有固定的价值观,一切随缘而定。游民中的腐败分子——流氓,则完全是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许多通俗的民间文艺如《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说唐》小说系列、《英烈传》等,集中地体现了这种游民意识。 比较容易混淆的还有“游侠”与“游民”的区别。这二者的不同在于,传说中的“游侠”为“江湖中人”,是那些有自己的价值追求而不求闻达、不图名利者,所谓“闲云仙鹤”是也;而后者最大的不同在于,称之为“游民”并非都是等闲之辈,他们当中不乏心高气盛者,一旦有合适的土壤气候,这些人便会步步紧逼,试图彻底改变自己的晦涩身份和边缘地位,“揭竿而起”是其途径之一,惧怕游民的皇帝朱元璋本人便是游民出身。王学泰先生精辟地指出,游民“在政治与社会斗争中富于主动进击精神”,不惜先声夺人或先发制人,敢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自己的境遇,使自己能有较好的前途和命运,不必靠谁赐予。” 很有可能,将张艺谋电影放在“游民文化”的思想框架之中,更加接近张艺谋电影本身。 二 游民与游民的世界 有一种说法是,张艺谋更加擅长拍摄中国乡土生活影片,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不管是《红高粱》还是《菊豆》,这两部奠定张艺谋电影生涯起点的影片,都不是关于地道的乡土生活,其中并没有日出日落的乡村生活图景或矛盾冲突。这两部影片的男主人公(“我爷爷”和“杨天青”),都处于乡村主流社会生活秩序之外——从事非农业生产,拥有一门自己的手艺,过一种自谋生路的、相对自足(独立或封闭)的生活。 《红高粱》中的“我爷爷”是一名轿夫,是所有那天出场抬新娘子的轿夫中,唯一一名依此为生的职业选手。有关他从哪里来、他的出身背景如何,人们一无所知,仿佛他是从石头缝里崩出来的。他本人不在某个秩序之内,并不意味着他身边的世界是没有秩序的;相反,他所面对的“黑”、“白”两个世界,都有着严谨的密不透风的秩序;他又是唯一能够游走在两个世界之间、分别与这两个世界谋面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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