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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企业家留下的精神财富

http://www.CRNTT.com   2009-05-03 12:16:55

2.不耻言利，在商言商，理直气壮争经济自由。 　　上一条说的是人生道路，选择了从商；这一条说的是如何经商，如何争取一个适合企业发展的政治法律和社会环境。人的权利最基本最重要的应该是生命权（免于伤害和恐惧的自由）、财产权和发展权，而经济自由则是三者的合成。 　　中国的文化传统重义利之辨，耻于言利，孟子叫“何必曰利”（利是要的，但不能亮出谋利的旗号，讲义就够了，利在其中矣，禄在其中矣）。这种传统是产生假道学、真禄蠹的温床。当然，传统的主流文化之外也有亚文化，比如与之相反，汉代司马迁在史记的《货殖列传》中写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明代异端思想家李贽说“士贵为己，务自适”，痛斥假道学。 　　这些现代的企业家受西方文化影响更多（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名著《原富》），于1902年出版，在当时中国社会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以致各地出现了多种盗版。从生命哲学角度，相信人的自利本能，相信“经济人”的理性，相信市场；从社会伦理角度，理直气壮地争个人的经济自由也是为国家争权利。利己与利人的统一，就是“看不见的手”即市场经济合理性的基础。这是亚当·斯密新思想的核心价值观之一。这些带理想主义的企业家深知，只有把自己的企业做大做强了，才能更多地回报社会，更有力地改造社会。所以，张謇、荣宗敬、卢作孚等人扩张的冲动很强烈，甚至超过了自身的能力。 　　关于这一条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民国前后一段时间，中国民办企业发展很快，这与清末的新政、“一战”造成的外国资本暂时性收缩，与军阀混战期间的地方自治和中央政府干预减少、全国性的官商垄断势力减弱有关系。换言之，虽然天下不太平甚至兵荒马乱的，但经济自由反而比全国政局安定团结时多一些，类似于思想文化，也是这种时期更活跃更丰富多彩。 　　另一点就是，一些民族工商业主，在工人被发动起来有了阶级斗争“觉悟”之后，出于对劳工势力的恐慌，寄希望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这也是上海商会在1927年“四·一二”清共事件中支持蒋介石的缘由。但是，孙中山早就说过“中国国民党民生主义，就是外国的社会主义”；蒋介石及其领导的政府。在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潮占上风的国际环境中，也是偏心于支持和发展国有企业的，更何况宋子文、孔祥熙等权贵要借发展国有经济之名谋私利，这让民间资本的发展空间日渐逼仄。于是，他们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南京政府争经济自由了（对于这两点请参阅吴晓波新著《跌荡的一百年———中国企业的1870-1977》的第二部分《1911-1927唯一的“黄金年代”》，和第三部分《1928-1937国家主义的回归》之“商人的抗争”和“大收编”）。 　　3.共生共赢，劳资两利，明智处理己与人、近利与远功的关系。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企业大王”刘鸿生在他早年“跑街”推销煤炭（威胁了打柴为生的山民的生计）时就认识到这一点，他说“一人享福，万人受苦的日子不太平”。他的名言是“最愚蠢的人，就是想一个人发财。叫别人都倒霉。” 　　荣氏兄弟在他们无锡的“劳工自治区”给职工提供各种福利，如一律免费医疗（除花柳病外，实行到1936年），带薪休假（服务一年者经主管同意休两周，满10年者可休3周）。 　　刘鸿生在经济困难时期不裁员，而办各种补习班、训练班，甚至送员工到国外培训，或请外国专家来厂传授技术，让码头公司职员都学英语。民生公司的章程里规定，每年从盈利里提3.5%用于职工文化事业费，举办集体婚礼、集体旅游，兴建图书室、体育队、京剧话剧川剧队等，对职工比如今一些国企做得还要好。 　　现代中国最大的私营银行“上海银行”的创办人陈光甫，第一个推出“一元起存”、零存整取、整存零取不弃贫民的服务方式，他的口号是“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正是这样的经营理念使他的私营银行立住了脚，幷且越做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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