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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的童养媳

http://www.CRNTT.com   2011-05-22 07:19:32

“长乐子” 　　“别人劝我，‘如果你把两个孩子都留着，可能两个都会死，送出去一个或许还能活下来。’”5月14日回忆起往事，长乐的李秀凤泪落不止。 　　1976年，李秀凤生下第四个孩子，但刚出生的女婴幷未给她带来快乐。老大4岁，老二3岁，仅15个月大的老三体弱多病，老四的加入对这个家庭而言意味着更重的负担。 　　挣扎了4天后，李秀凤作出了痛苦的决定：将老四托给媒婆。 　　接下来的几天，李秀凤家的老四像接力棒一般在几个媒婆手里轮转：“第一棒”是女婴外婆的邻居，她传给了自己的妹妹，接着媒婆陈爱英从“第二棒”处以45元的价格接手了女婴，又以89元的价格卖给了莆田平海镇的陈家。同样是童养媳出身的陈爱英年轻时常到长乐送牛奶，不时遇到长乐人向她打听莆田是否有家庭需要抱养女孩。见有钱可挣，陈爱英便兼职做起了媒婆。 　　莆田网的资料显示，1983年时莆田农村每个劳动力年收入622元，1976年郭源英的售价相当于1983年农村劳动力两个月的收入。而陈爱英只需转手一个婴儿，便获得了其他人辛苦一个月的所得。许是利润可观，当时不少从莆田嫁到长乐的妇女热衷于充当媒婆。 　　陈家膝下虽有一女，但怕三个儿子成年后付不起昂贵的礼金娶不到媳妇，便抱养了这个女婴，计划今后许配给自己的儿子。因为村里有“同姓不能结婚”的禁忌，陈爱英便替女婴取名为郭源英。 　　郭源英从懂事起就知道自己非亲生的身世，因为包括养父母家在内，村里几乎人人都称她“长乐子”。郭源英所在的村几乎家家都抱养女孩，因为多数来自长乐，“长乐子”便成为对来自长乐的童养媳的统称。 　　“一群孩子围在一起玩的时候，只要有人叫一声‘长乐子’，就会有好多孩子回头。”郭源英说。 　　幼时的郭源英幷不知道，在平海镇乃至整个莆田地区，还有许多“长乐子”和身世相同的“闽侯子”。 　　38岁的林秀珠也是“长乐子”之一。令她难以置信的是，自己在莆田的生活轨迹竟始于一个媒婆的路费。林秀珠的养母告诉她，当年的媒婆是个30岁的男子，莆田忠门镇人。他到嫁到长乐的姐姐家探亲，回来时顺便带了个女婴好卖钱当路费。当时脐带未断的林秀珠就被装在这个男媒婆的旅行袋里，“拉链拉得紧紧的”。 　　林秀珠被养母买下的地点是莆田跨口站，当时的莆田车站就像一个销售婴孩的农贸市场，想要抱养孩子的家庭与媒婆在这里得到各自想要的东西。有些媒婆一次不只携带一名孩子，父母们挑选孩子、同媒婆砍价，就像买菜或挑衣服。林秀珠的邻居王海乐便是在莆田车站同养母一家相遇的。 　　1975年10月与11月间，王海乐的养母和外婆种下了麦子，便去车站等抱养女孩。她们遇到了一个扎着两条辫子、“前抱一个、后背一个”的媒婆。被抱在胸前的王海乐圆脸大眼，被她的外婆一眼看中。媒婆介绍说，自己是从莆田北高镇嫁到长乐的，这个女孩已被北高镇一户人家预定。 　　王海乐的外婆说要瞧瞧，抱过王海乐却小跑起来。在故意被媒婆追上之后，两人便开始砍价，最终媒婆将价格从100元降到了94元。 　　《莆田市志》记载，收养童养媳是莆田境内旧时就有的陋习，在山区、沿海尤为盛行。贫苦人家养不起女儿，多卖给人家当童养媳，甚至有些富裕人家也认为女儿是“赔钱货”，从小送人当童养媳，以免出嫁支付一大笔嫁妆。虽然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禁止抱养童养媳，童养媳之风有所收敛，但在山区、沿海仍未能根除。上世纪70年代后，因为买卖婚姻、赚取媒人钱的媒人活动、女方索取聘金、彩礼再次出现，抱养童养媳现象又在农村抬头。 　　在农村地区，女性一般不被认为是劳力，而且多数家庭重男轻女、想养儿防老，多数家庭最终选择了将过多的女儿送出去，以继续生育，得到男孩。 　　长乐的郑晓梅于1972年出生后，其母每再生一个女儿都要哭一次。郑家分别在1974年、1978年、1982年、1983年送出了4个女儿，最后留下3个女儿、2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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