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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改变香港 也将改变中国 | |
http://www.CRNTT.com 2011-07-21 14:33:16 |
当然更多的新移民是和政治没有直接关系的,他们只是由于家属曾经和香港或海外有某种机缘,因利乘便,早在七十年代末期中国内地只打开了门缝的时候,就来到了这个岛屿生活,成为香港人口统计中的数字。他们大多是来自广东、福建的农村,受教育水平不高。在香港住在深水埗、大角嘴等新移民集居之处,房租便宜,担任底层的工作,当大厦的管理员,或在建筑工地当苦工,做一些本地人不太做、或不愿做的工作。 随着八十年代香港经济的转型,大量的港人去了珠三角投资及工作,这也导致了两地联姻的“井喷”现象,也理所当然地产生了不少“粤港合作”的“80后婴儿潮”。越来越多的人潮,往来于香港与内地之间,也不断交换生命的碎片。 在1997年回归前后,这样的交流上升到新的高峰。过去的生命碎片,成为了新的权力板块。 新一波的来港移民,不再是局限于广东,而是遍及全国各地。各省和自治区,都有自己的驻港单位,它们都重视香港这个对外的窗口,在资金和信息方面,都需要香港所扮演的角色。他们不再是那些来自广东乡下的底层移民,而是可能身怀巨款、与权力部门关系千丝万缕,这样的群体在香港发挥越来越重大的作用。 也恰恰是在这个时刻,全球化的浪潮澎湃,中国前往全球先进国家留学的精英,毕业后不少也来到这个岛屿城市,体会这个刚刚回归祖国怀抱的城市生活,尤其在金融界和投资银行业,说普通话的声音,逐渐代替了过去这个行业被英语所垄断的格局,代表了一个新的话语权的出现。到了最近这几年,金融的监管机构和经济游戏规则的决策权,也不可逆转地落在来自中国“海归派”精英的手上。 从穷苦的底层到豪气的高层 李小加就是典型的例子。他是198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英文系,后来去了美国念新闻和法律,在西方金融界工作多年。今年他出任香港证券交易所的行政总裁,权倾一时,成为香港金融界的高层领导人,也是第一位内地背景的精英主管香港金融的平台,年薪高达720万港元。 事实上,香港已经成为了中国“海归派”的最爱。从纽约到伦敦,从巴黎到东京,中国受过最好的海外教育的新一代,都发现香港的奇妙吸引力。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有法治、也最有新闻自由的城市。这儿也是离开北京、上海、广州最近的国际城市,当然也吸引了这些共和国宠儿。他们住在过去只有白人才住的半山豪宅,在兰桂坊的酒吧,在那些必须穿上正装才能进去的高级俱乐部,过去都只是说英文的国际专业人士的最爱,但如今却越来越多地响起了说普通话的声音。 在大学校园也是如此。香港大学的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近年也请来内地资深媒体人钱钢担任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钱钢在中国内地曾任记者多年,他写的《唐山大地震》,成为香港中学教科书中的范文。他也曾任《南方周末》的常务副主编,对中国的媒体生态很熟悉,他很有可能在香港培养出新一代的中国记者。 这些有内地背景的精英,很快就改变了这个城市的风貌。香港长期以来被西方专业精英所垄断的经济权力版图,开始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国际化的、但也是很有中国情怀的海归派精英,以李小加为代表;汇合了来自中国的专业人士,以钱钢为代表,他们开始在这个城市展示他们的权力肌肉,从商业到学术界,都可以看到中国内地新移民的足迹。 在香港交响乐团,乐手的名字是汉语拼音的团员,几乎接近一半。竞逐下届香港管弦乐团指挥(音乐总监)的过程中,来自上海、留学德国的吕嘉,被视为呼声最高的候选人之一。事实上,他目前正在澳门交响乐团担任指挥,也受到香港乐评人的好评。 在香港的医院,也出现越来越多中国海归派的医生和研究人员,更不要说在香港的大学校园,中国的海归派,已经是身居要位。这些知识新移民,了解国际的游戏规则,也了解中国的国情,因而可以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桥梁。 这座桥梁也通往新的财富之路。香港这几年成为了中国企业上市集资的重要战略重地,不少海归派就在其间担任了重要的角色。这也当然和中国的经济崛起有关。中国的经济,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仅次于美国。香港作为一个经济自由和落实法治的城市,也跃升为全球企业上市集资金额最高的的城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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