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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等:群体性事件呈现许多新特征 | |
http://www.CRNTT.com 2011-10-03 07:21:47 |
这些问题是中国社会转型中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到底从哪方面来解决?我认为要从四个方面入手。 第一个方面,要有社会公平。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对社会不满?就因为社会公平出现了问题。具体来说,主要是两方面:第一是所谓的分配不公,一批弱势群体越来越感觉到生活水平下降。第二是机会不公,实际上机会公平可能更重要,怎么样使底层的人有一种往上走的通道,这是目前老百姓那么愤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最近的调查发现,老百姓对于一两个贪官可能不是那么恨,但是在这种不公中间,对弱势群体利益的剥夺,你拿了我的东西,拆了我的房子,我就更恨你。这种恨通过现代科技,特别是网络,变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解决社会不公。 第二个方面,与我们国家建设密切相关,就是司法公正。司法公正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司法地方化。现在一个地方,只要你是市委书记,要拆老百姓的房子,法院不敢立案,不敢判,判了也不敢执行。书记管着帽子,市长管着票子,政法委管着案子,这是司法目前最大的问题。怎么样使它公平、公正?我们要提出司法独立性的问题。现在司法独立不能提,一说司法独立,大家马上想到三权分立。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 能不能提出一个新观念,就是司法制衡。所以我最近提出几个看法:第一,基层法院和检察院、中级法院的人、才、物完全脱离地方党政。为什么是这两级?因为这两级关系到老百姓的,老百姓的案子一般到这两级就差不多了;第二,在国家层面下,在各省派出巡回法庭;第三,撤销地方政法委,地方政法委直接干预司法,已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第四,主审法官定期流动。做一个折衷的手段,法治建设应该先解决这个问题。折衷的东西就是司法制衡和司法独立,在现在完全司法依附中间找一个司法制衡,用司法制衡地方党政。 第三个方面,国家建设、政权建设。政权建设就是所谓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现在最难做的就是这个问题。我的一个观点是在国家建设层面,中央层面先放一放,从基层政权开始。虽然我们选择地方作为突破口,但村一级没有什么意义,十年前我就研究村级政权,我认为村一级的选举没有必要琢磨来琢磨去。因为中国的村里是一个社区,你只要把利益确定了,这个东西是你的就是你的,不要剥夺,问题就解决了,没有必要在一个最落后的地方推进所谓民主。乡镇改革的重点也不在直选之类的民主改革,因为乡镇不是一级完全的政府,完全可以把其变成县级政权的派出机构。 我认为中国改革的关键在县一级政府。对于县一级政权的改革,第一,我建议县级政权从人大开始。首先是放开人大选举。最近,我为什么这么费劲去鼓动选举?实际上这是一个机会。选举的问题,一定要有这么一个胸怀,因为放开选举,实际上就是让大家在你的规则里面来玩。现在我们国家县一级的选举是可以直接选举的。其次,要使人大代表精简。一定要使政府官员不能再当人大代表,能不能实行人大代表职业化?你没有工作,选了人大代表了,就有一份工资,培养地方政治家。第二,我建议县里的干部,改变异地为官的制度,现在异地为官太麻烦,每一个人都想调动,没有人真心实意为地方做事情。要改流归土,官员本地化。 政治改革要稳步推进。那省一级、中央一级怎么办?我认为这两级暂时可以放下,没有关系,先把基层做好。中国社会通过10年、20年基层政权的建设,有可能使这个社会培养出比较坚实的地方基础。执政党要有一种胸怀,统治国家最大的目标是什么?无非就是为了政治理想和政策的实施。把基层政权做好了,通过10年、20年,将来社会转型的时候,特别是政治转型的时候,不至于带来根本性的大的动荡。 我最近对台湾的问题在进行研究,我发现台湾在社会转型中间,首先是从县级政权开始的,而县级政权是议会选举,最后一步一步做好了,十多年前,国民党选举中间失去了政权,有几个下台了,但是没有带来政治制度和法律体制的根本性变化,也没有发生对国民党的大清算,而且通过选票可以拿回来。所以政权的这种转型,这个时候需要中国的政治人物有一种高的智慧和一种大的胸怀。能够使这个国家经过10年、20年的奋斗,最后能够达到这个转型。 第四个方面,中国的社会转型必须要有新闻自由。新闻不开放,这个国家很难有一个更好的力量去监督它的社会转型。现在要控制也太难了,发展太快,从BBS到论坛,再到博客,然后到微博,发展太快了。这是我想的社会转型中存在的问题和四个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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