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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之子 周海婴的镜匣人生

http://www.CRNTT.com   2011-10-23 09:17:00

“中国的布列松” 　　除了为新政协历史留下独家影像，周海婴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身边的中产阶级阶层和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正如周令飞所说，周海婴和鲁迅的相似点在于“都把目光投向了社会的中下层，投向了自己的周遭。”“因为有切身感受，才能抒发自己的感情。” 　　“霞飞坊”一带的居民，无论是中产阶级邻居、亲友同学还是街头的平民百姓，甚至难民，都成了周海婴镜头下最好的人物影像。在摄影集中，既能看到穿着旗袍的中产阶级妇女站在弄堂的私家车库前、穿民国长衫戴礼帽的知识分子坐在黄包车上、拥有私人医生的家庭诊疗、一对教徒在教堂举行的西式婚礼……也有街角苦笑的乞讨者、在弄堂行走的表情怪异但心理自足的熟食小贩、朴实勤奋的补鞋童、修锁匠，以及上海“二•六”轰炸时的悲惨景象。 　　周海婴自始至终都崇尚“抓拍”，并认为只有抓拍的事物才有生命力。这从他的两万多张照片上就能一览无余，除了纪念照外没有摆拍，都是随性、随机、生活化的。不同于民国杂志《良友》中的报道式摄影，周海婴对底层民众的拍摄更体现了对生命灵性的抓取。 　　这一点，与法国摄影大师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y Cartier-Bresson）的摄影风格如出一辙。这位玛格南图片社的创始人以“瞬间抓取”和对“决定性瞬间”的把握闻名世界。更为巧合的是，半个多世纪前，布列松也来到中国，几乎与周海婴在同一时间记录了两个社会交替时的中国。 　　1948年底，时任美国《生活》周刊摄影记者的布列松在缅甸中部城市曼德勒附近地区拍摄时接到了编辑部一封简短电报：“国民党时日不多了。可否去中国？”于是，他在北平解放前12天进入中国，又搭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前往上海、南京、杭州等地，拍下许多珍贵照片，集结成题为《两个中国》（From One China To The Other）的摄影日记。“我感觉自己好像身处中国境内的一座岛屿上。那里的人们是如此生动，而我又对一切都充满好奇，这让这个国家成为最难拍摄对象。” 　　两位摄影家素未谋面，却分别从各自的视角记录了中国在1949年前后的变迁。并且，他们崇尚“抓拍”的摄影理念和拍摄题材有着惊人的相似：民国的街头难民、解放军进城、人民的庆贺等都是他们抓取的对象。并且，他们都拍到了1948年上海的难民坐在商店橱窗下的情景。 　　不同的是，布列松作为一个闯入者，是以“他者”的眼光记录中国，将中国看作一个集体来拍摄，并用看集体的眼光看每一个人。而周海婴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是以个人的眼光，从私人的视角记录着和他一样身处社会动荡的一个个鲜活的个体。 　　四、五十年代的上海已是国际知名的大都会，也是蒋介石政权统治的腹心地区、是旧中国的金融中心和财富中心。随着蒋介石政权在政治军事上的崩溃，在其腹心地区同时发生的是社会崩溃、金融崩溃和信心崩溃。因此布列松镜头下的上海呈现的大多是社会动荡、仓皇和混乱——他并没有时间和机会深入这座城市的肌理，也未能捕捉到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精英的表情。 　　而在周海婴的镜头下，那些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肖像——尤以霞飞坊“亲密圈层”为主，都带着民国人像的普遍特征：男子大都是鬓角剃乾净的油背头，西装革履，庄重风流；女人皆是烫花散开的中短卷发，身着旗袍，时髦优雅，“脸上洋溢着城市优越感的纯真笑容或内敛的优雅，其气质既有传统的温良，亦有城市精英的干练，女人都有一种动人而内在的性感。”评论家朱其说。 　　其中，1947年周海婴与中学好友成双成对地在公园古树下的合影更是透着一股城市浪漫主义，几乎接近大师水准——年轻人意气奋发，表情青涩而坚毅，达到了一种成熟时期的民国风情的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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