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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为引导中国转变而作准备的人

http://www.CRNTT.com   2011-12-17 11:36:27

胡适与中共 　　也没太远的距离 　　东方早报：你在讨论胡适与李大钊“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论文中，认为胡适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左翼知识分子的分歧没有后来的意识形态论述夸张的那么大，他们是“内部的争论”，并且保持了良好的友谊。1949年，胡适在离开大陆去美国的船上也是在为陈独秀编订晚年文存，并给予高度评价。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和对待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代启蒙知识分子的团结与分化现象？ 　　罗志田：胡适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私交确实很好。胡适没有我们过去想的那么“落后”，他对中共的早期历史应该比绝大多数时人都更清楚。我们念书的时候，学界还在辩论中共是1921年还是1920年成立的。对胡适来说，这没有什么疑问，他从来都说是1920年成立的。中共成立前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与胡适都有书信往来。也就是说，陈独秀、李大钊他们创立中共，并不对胡适保密。胡适也不见得就反对。北京各界宴请苏俄代表加拉罕，胡适也是参与的主要人物，他也发言欢迎。那时比较趋新的人，大都对苏联有好感，很多人向往社会主义。当年参与创建中共的人，最初也有张东荪和戴季陶。跟这些人相比较，胡适与中共也没什么太远的距离。 　　中共成立之后，已经开始为党组织工作的陈独秀去广东教育厅任职，还写信请陶孟和去帮他办教育。一般都认为陶孟和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没有谁把他列为激进、“左”倾的人。陈独秀那时认为，“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公同主张。”中国要实行民治主义，应当“拿英美作榜样”。所以他也让胡适请杜威推荐人到广东办教育。那个时候的思想分歧，真没有我们过去想象的那么大。 　　那一代读书人对区分新、旧，可能比我们后来看重的左、右更为敏感。现代自由主义从来就比较喜欢社会主义，双方没有太根本性的分歧。在反传统方面，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也是相通的。再加上那时的趋新读书人都对苏联有好感，所以彼此并不十分对立。 　　我们也不要认为这些人的自由主义有多强的排他性。比如丁文江，曾任军阀孙传芳属下的上海督办公署总办，他于1934年在《独立评论》写过一篇《我的信仰》，里面就提出并回答了“我何以不是共产党的党员”这个问题。那时共产党离掌权还远得很，丁文江却感觉到非表态不可的压力。可见那个时代整体思想的激进程度远远超过我们过去的认知，而且这样的世风对众多学者已形成某种“舆论压力”了。 　　所以我不太赞成划分什么派。就算他们都是我们所谓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不论外对苏俄还是内对中共，都还比较亲和。如胡适就喜欢“计划政治”，他一生的追求就是在中国实行有计划的政治。他也长期赞成国家社会主义，认为国家应积极干预经济政策。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我想他至少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倾向于前者的。 　　而且胡适对中共的态度到最后都是犹豫的。中共打北平的时候，他并没准备走。他走时什么都没带，他自己最看重的东西书信、文稿等一样都没拿，只带了一本罕见版本的《红楼梦》，那是当天周汝昌还给他的。可知他完全就是临时地离去。胡适最看重的是跟他自己有关的东西，跟胡适形象、跟胡适这个人有关的，才是他心目中最珍贵的。他对自己很自信，其自我感觉跟现在的年轻人一样好。战争都进行到那种情况了，却什么都没带。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不论中共方面传递给他什么样的信息，至少他还在犹豫、观望。他并没准备走，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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