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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一二八事变日军侵华的态度有问题？

http://www.CRNTT.com   2013-04-14 10:26:46

更使批评者难以接受的是，2月16日，鲁迅日记中还记载了自己去“邀妓” 　　更使批评者难以接受的是，在稍后2月16日的日记中，鲁迅补写了自己前去“邀妓”的事情。据日记记载： 　　【二月】 十六日：晴。下午同三弟往汉文渊买翻汪本《阮嗣宗集》一部一本，一元六角。《绵州造象记》拓片六种六枚，六元。又往蟫隐庐买《鄱阳王刻石》一枚，《天监井阑题字》一枚，《湘中诗》一枚，共泉二元八角。夜全寓十人皆至同宝泰饮酒，颇醉。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十七日：晴。下午往北新书局。夜胃痛。 　　鲁迅日记中不但对“一二八事件”不置一词，而且还在事变中去“邀妓”，批评者表示相当不能理解，质疑道：“此时的鲁迅先生，应该属于晚年，此时的鲁迅先生，已经成为左翼文化的旗手，此时的社会，正是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可就是这个时刻的鲁迅先生，竟然有心情‘邀妓’。”“此时的租界外正是炮火连天，用鲁迅先生自己的话说是‘血刃塞途’，十九路军正在奋力拼搏，上海市民正在积极支援抗战，单就文化来说，日军第二天就炸毁了商务印书馆，其所属的东亚最大的图书馆东方图书馆化为灰烬。可在鲁迅日记甚或文章中，除了那封给许寿裳信中的那句话，竟找不到半点有关日军这场侵略战争的语句，这不能不说是个令人费解的谜团。”   02 但这些质疑很粗糙，经不起其他史料的检验 　　这两点质疑的依据究竟是否站得住脚呢？光凭揣测是不行的，必须要参考其他可靠的史料来细加考证。但考证的结果，明显并不能支持批评者的质疑。 　　鲁迅“失记”确属故意，是不愿意记而非无事可记 　　鲁迅写日记，是坚持了很多年的习惯，其目的，按鲁迅自己的说法，“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无所谓面目，更无所谓真假。”按许广平的理解，“他的日记的确写给自己看的，所以一段不文饰。……他的日记写的大约是不大不小的事，太大了，太有关系了，不愿意写出；太小了，没什么关系了，也不愿意写出。”对鲁迅补写日记的记忆力，许广平也有赞赏： 　　“据保存所得的检查一下，鲁迅先生的日记是从民国元年五月初到北平时写起的，一直没有间断。偶尔因为特别事故，如‘一二八’战事发生，只身出走，中间经历了一个多月，待到市面稍稍平静，重回旧寓之后，他才能拿笔补记。记虽简略，但奇怪，他就有本事逐天的排列回忆起来，一些不错，看了真令人惊服的。” 　　确如许广平所说，“一二八事变”后，鲁迅于3月19日补写了“一月三十日至今日日记”， 这近50天日记，一天都没有遗漏。除了2月1日至2月5日在内山书店那五天“失记”外，其余每天都有记载，即便当日无事可记，鲁迅也会在日记条目下记下当日的天气，如2月27日条目下，虽无内容，却有一个“晴”字；3月5日条目下，则止有一个“昙”字；3月6日条目下则是“星期。昙”。或许是考虑到补写的日记，难免有应记的事情被遗漏，这些只记载了天气状况的日记没有注明“无事”字样。但在有条件按时写日记而无事可记时，鲁迅总是直接注明“无事”字样的，如事变前的1月7日条目下，所记是“昙，冷。无事”，回寓后的3月23日和3月25日，所记是“晴，无事”，4月2日是“晴。无事。夜小雨”。如此，就不难明瞭，2月1日到2月5日的5个“失记”，在鲁迅日记中确乎是个异数，是极特殊的状况，而并非当日无事可记，而只是不愿意记罢了。 　　这种“不愿意”，在鲁迅当日给一些朋友的书信中，也有体现。2月22日，鲁迅写信给许寿裳，感谢他在事变期间对自己的关心，其中写道：“此次事变，殊出意料之外，以致突陷火线中，血刃塞途，飞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于二月六日，始得由内山君设法，携妇孺走入英租界，书物虽一无取携，而大小幸无恙，可以告慰也。现暂寓其支店中，亦非久计，但尚未定迁至何处。”2月29日，鲁迅又给李秉中写信，其中提到自己的境遇：“上月二十八之事，出于意外，故事前毫无豫备，突然陷入火线中。中华连年战争，闻枪炮声多矣，但未有切近如此者，至二月六日，由许多友人之助，始脱身至英租界，一无所携，只自身及妇竖共三人耳。幸俱顽健，可释远念也。现暂寓一书店之楼上，此后仍寓上海，抑归北平，尚毫无头绪，或须视将来情形而定耳。” 　　在这两封书信中，鲁迅绝口不提自己2月1日到5日在内山书店避难的那段经历，而止从2月6日说起，这与日记中的五个“失记”是相呼应的。显然，有某些缘故使得鲁迅不愿意提及这几天的所见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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